诉前调解的合意困境及完善路径

诉前调解是有效化解日益激增的纠纷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它完善纠纷解决体系,发挥着公正解决纠纷和司法为民的治理效能,弘扬和谐文化,培育现代法治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合意“好意”化“、同意”化和“恣意”化的现实困境,应当对完善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优化诉前调解程序以及完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更好地发挥诉前调解的治理效能。

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无论是具体方式的适用上,还是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上,都存在制度完善的空间。应从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法院的调审分立及进一步优化司法职能等方面完善诉讼制度;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重点是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的网络布局、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扩大人民调解的组织基础和工作范围;仲裁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细化仲裁主体、确立仲裁员身份制度、实现仲裁的去行政化、建立仲裁协会等;协商和解方式的完善主要是解决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应从赋予行政裁决主体独立地位、扩大行政裁决适用范围、规范行政裁决程序入手。此外,还必须关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问题。

涉农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讨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转型时期,涉农纠纷急剧上升,现有解决纠纷手段的单一性、局限性与涉农纠纷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构建科学、完整、系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摩梭家园”模式研究——以文化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心

民族地区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与难点。针对泸沽湖摩梭人聚居区实施的"摩梭家园"工程,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探索与具体实践。本文系统梳理了此项工程启动的背景与论证、规划、建设"三步走"的实施步骤,以摩梭文化生态保护与泸沽湖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心,分析其先行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成功经验,同时探讨了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对"乡村振兴"进行深入优化的可行性方案。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的优化

随着城镇化阶段的加速发展,我国的劳动争议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争议的总量不断增多、争议涉及的当事人数量不断增大、争议涉及的内容不断多元化、复合化"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对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度、解决劳动争议结果的公平度及劳动争议之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建立在城镇化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其已有的立法变革仍不能有效应对当前因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新特征的劳动争议。我国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中的协商机制不能保障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公平性,调解机制不能保障调解协议的效率和公平,仲裁机制不能保障仲裁裁决的公平和效率,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不能保障解决争议的公平。为此,我国应通过强化政府作为第三方的作用并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区分劳动争议的类型并设立专门的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理顺劳动争议不同解决方式间的关系并提高非诉解决机制之争议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等措施来优化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

我国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系列水事纠纷解决方式所组成的整体,该机制是民事主体或行政区域水资源权利受到侵害,以及遭受水污染侵权损害的重要救济途径。虽然我国相关法律对水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已作出规定,但是这些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不系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造成运用该机制解决水事纠纷的效果较差。为了保障水事纠纷及时、有效地得以解决,完善我国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已迫在眉睫。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论诉讼和解作为意定纠纷解决机制——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和解仅有原则性规定,制度性的规定大都被遮蔽在调解制度之中,有必要从调解制度中分离出诉讼和解制度。诉讼和解与实体法和解相对,而诉讼和解又可以分为法庭上和解与法庭外和解。在形式上,诉讼和解不需要法院依据和解内容做成调解书,如果是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记录在案即可。执行和解合同制度包含了终止程序的内容与实体法和解协议内容,应采分离说,分别处理二者的效力。在实体法上,和解协议改变了实体法的法律状况;在程序法上,诉讼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相应地也排除了诉讼系属,诉讼和解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但没有既判力。在诉讼和解无效、被撤销乃至被解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恢复到原有程序,由原审法院继续进行诉讼和解无效等确认程序。

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诉讼活动诉前费用过高的原因及对策分析——以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WTO诉讼为视角

WTO法律制度的法律化、西方法学的晦涩难懂及复杂的程序、相关优惠待遇规定形同虚设及缺乏相应的法律机制和诉讼经验,导致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的诉前费用大幅度提高,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难以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发达国家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不少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有效降低政府的诉前费用负担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发展中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切实降低诉前费用。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作用的理性定位是该机制建构及顺畅运行的基础性问题。鉴于法院专司法律的职责、法院的司法权威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发达程度,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准则输出作用、指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医疗损害纠纷专业化解决路径初探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医院与患者之间矛盾的出现与激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不科学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分析域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现状,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运用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之余,适当运用专业化手段最大程度地解决纠纷;在坚持解决医疗纠纷的原则之上灵活运用制度,结合医疗纠纷解决的国际实践,总结专业化解决纠纷的现实路径。

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南海海域的主权争夺,以渔业纠纷频发为主要表征。南海渔业纠纷的成因及特点,决定了渔业生产者选择诉讼外方式化解纠纷的偏好。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调解、仲裁、协商、谈判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纠纷,以弥补司法机制及渔业执法的不足。通过优化南海渔业纠纷调解制度、设置渔业纷争处理机构、健全渔民保险机制、推进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建立并发挥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作用等途径完善南海渔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障我国渔民合法权益及宣示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新时期下劳动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问题与对策——以效益最大化原则为视角

非诉讼解决机制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要举措,劳动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是劳动争议当事人通过非法院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综合性调整机制,包括劳动仲裁、人民调解以及劳动协商等方式。但目前我国劳动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存在立法供给不足、运行成本高、功能发挥有限、执行绩效不高等诸多障碍,致使该机制在运行中发挥效益有限。因此,该文从法经济学效益最大化角度分析了劳动争议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论证了该机制运行效益最大化的价值所在,并提出了实现该机制运行效益最大化的改革方向。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嵌入国家社会治理问题探析——以青藏高原民间纠纷解决为例

在社会治理及纠纷解决的制度取舍中,由于正式制度的正式性、程序性以及非地方性,可能在实践中遭受冷遇,而非正式制度也有可能基于非正式性、非程序性等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也存在某种天然的诟病。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非正式制度有序嵌入国家社会治理直接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梳理和总结特殊地区非正式制度中蕴含的治理经验,将有助于影响和提升该地区社会治理的成效。

非诉讼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农村正处于纠纷频发的多元化时代。以协商、调解、仲裁为主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农村社会的现实,还能弥补诉讼功能上的不足。为应对多元化的农村社会矛盾和纠纷,必须加强非诉讼解决方式的规范化建设,赋予其权威,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

论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水事矛盾频发的现实以及行政调处的"政府失灵"使得司法审判成为水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期冀。利益纠葛复杂、行政权力色彩浓厚的水事纠纷案件能否最终得到司法的公正裁决考量着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起到了"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行政低效"的良方。

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之对比研究——以德、美、日为参照

本文以德、美、日三个发达国家为参照，采用比较的方法，从非诉讼解决制度入手，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困境，建议在现阶段应完善医疗纠纷协商机制、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制定一系列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

培养面向东盟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律人才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经贸争端。对于这些争端,中国和东盟各国已构建了一套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但是从经贸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诉讼方式仍然没有被大多数当事人采用,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涉东盟纠纷诉讼解决法律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目前,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存在着高校的法学教育落后、在职培训不足的困境。要采取改变中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合理设置教学课程和编制教材,提升高校教师团队水平,加强在职法律人才的培训等方式来突破中国涉东盟诉讼纠纷解决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

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一元与多元机制选择研究

近年来,我国调控社会的模式历经了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转变,过去单纯依托(信赖)法律(或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定纷止争的一元思维,即诉讼全能主义虽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变,一些国内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的学者也将学术视野从诉讼全能主义转移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上,但一元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争从未停歇,诸如"诉讼胜于一切""司法绝对权威""多元化解某某模式"等观点及路径层出不穷。笔者在结合村寨调查基础上,深入对比两种机制的优劣,认为多元更适应时代之变革现状,并提出了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构想。

探析我国高校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高校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诉讼司法解决机制和协商调解、申诉ADR方式,由于教育立法不完善以及各种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尚不能将其定纷止争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因此,亟需完善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引入教育仲裁机制,并将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贯穿高校纠纷解决机制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