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5年入刑后,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被大量认定。学界认为此举有违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整理100个样本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行为轻罚化”以及“过度扩张”两种观点,发现该罪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明知”的认定不明确、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存在争议、刑罚的适用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当前,为了有效治理信息网络犯罪,应从明确“明知”的认定、正确区分该罪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统一刑罚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确保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Should Petty Criminals Get Light Punishment?

People convicted of petty crimes may be let off with just a slap on the wrist after an amendment to prosecution guidelines

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立足于我国的刑事法制度,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规定或者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又分为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态度中立四种情况;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分为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与非刑罚化、非刑事化有所区别的概念。

劳动教养的轨迹及去向

从劳动教养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以不恰当地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一种具有一定任意性的治理工具。从法治角度考察,劳动教养是具有刑事性的处罚措施,是典型的"中国式"轻刑。劳动教养的去向是,废除制度,保留功能。即,与中国《刑法》犯罪定量因素决定的实为较重犯罪和较重刑罚相对应,建立相应的对轻罪的轻刑制度。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中国非刑罚化的涵义探解

作为中国刑法的发展趋向,非刑罚化是针对中国刑法的现实为化解刑罚趋重的状况应运而生的轻刑化趋势,因此,非刑罚化问题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通过对中国非刑罚化的语义分析和内涵解读全面审视非刑罚化的理论意义。

机载LIDAR系统正射影像镶嵌线优化算法研究

在机载LIDAR(Light Detect And Ranging)系统中,针对正射影像镶嵌线优化需求,提出一种双惩罚系数的改进A*算法,通过点云生成高精度DSM辅助,对影像初始的镶嵌线进行优化进而得到一条最优化镶嵌线。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准确、智能地对镶嵌线进行优化,改善镶嵌后影像质量。

关于确定量刑基准方法的新思考

作者借助刑罚轻缓化这一司法理念在审判实践中的量化,在量刑基准理论中引入了“刑罚轻缓平均浮动系数”这一概念,从而对量刑基准点进行了大致、直观、科学的判断,提出了确定量刑基准的方法,即以“谦抑中间格”方法确定犯罪的量刑基准。

论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宽严相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刑罚轻缓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刑罚整体轻缓的今天,削减死刑罪名,优化刑罚结构,对无被害人犯罪作非罪化处理是刑罚轻缓在立法层面实现的关键;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完善非监禁化措施,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则是刑罚轻缓在司法层面实现的重要内容。

通奸行为的刑事规制

通奸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侵害特定社会法益。基于历史和现实维度的双重考究,该行为表征为行为无价值,不符合社会相当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学调控视野。由于通奸行为本身的伦理特征和私密性质,应当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界限,做到正确定罪量刑,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刑法目的。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作为一种司法现象,备受社会关注,职务犯罪的轻刑化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与刑罚的惩罚与教育的功能相抵触,与公民的法律信仰相排斥。文章从职务犯罪轻刑化现状的实证分析入手,全面剖析轻刑化的原因,并系统的阐述抑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对策。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司法遏制

职务犯罪轻刑化是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现象,这不仅与"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相违背,也影响着我国治理腐败的效果。定罪起点的人为提高、自首要件的宽松掌握、缓免刑的高比例适用、刑罚执行的不严格等都是轻刑化的现实表现;而规范司法权的运行,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通过司法途径遏制轻刑化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众多,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同一法律事实会与多项法律、法律条款相关联,必须处理好上位法与下位法、特别法与一般法、新法与旧法、重法与轻法、具体的法与原则的法的关系。法律位阶制度适用于合法的法律冲突,不适用于违法冲突,也不适用于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间。在具体适用时如下位法不抵触上位法则下位法优先适用。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识别上,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审慎,根据具体的情形、工作的性质目标来进行判断。国外通行的做法是旧的特别法优于新的一般法,我国的裁决制度影响了效率。对法条竞合不能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对于想象竞合应"择一重处断",操作方法采用"先比后定法"。同种处罚的轻重,拘留按照最长期限来判断,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 ,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 ,否则 ,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 。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之博弈

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它们各自源于对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的不同认识而产生,在各自追求的正义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但是,如果将恢复性司法作为理念引入并分化适用于不同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是可以解决其冲突并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

论剥夺政治权利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刑罚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罚种类的内容、功能及存在的合理性 。

基于散列时间有效性的轻量级完整性监测方法

实时监测节点完整性状态是资源受限节点安全保护的有效手段.分析针对资源受限节点的主要篡改攻击模式及对散列时间带来的影响,提出基于散列时间有效性检验的纯软件完整性监测手段.基于对散列时间有效性可检验条件分析,提出采用验证值伪造惩罚系数描述散列模块抗篡改能力,设计一种融入程序状态的轻量级散列算法,通过简化算法结构与融入程序状态,增大验证值伪造难度,提高验证值伪造惩罚系数.设计支持消息认证的监测协议防止消息伪造,基于验证值比较与散列时间有效性统计,判定节点完整性状态.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案以微小的节点开销为代价,获得了更高的散列时间有效性检验可靠性,增强了对散列时间与消息传输时间波动干扰的容忍能力,提高了资源受限节点防篡改攻击性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惩治腐败犯罪检视:成就、问题及前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腐败犯罪分子,特别是省部级高官的查处创历史新高,一个统一、高效、权威的反腐败机构已组建完成,腐败犯罪立法获得重大进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取得重大突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本力度不够,权力过于集中,制约监督机制缺失;刑事追究比例低,刑事处罚力度大幅度下降;如何加强对国家监委的监督成为新的难题;腐败犯罪立法不完善。未来我国腐败犯罪治理,要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犯罪;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查办腐败犯罪不松懈;加强对监委的监督制约,着力解决“监督者如何受监督”的难题;进一步完善腐败犯罪立法,降低腐败犯罪构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