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程序出罪的内涵重塑与判断标准

随着犯罪治理多元化进程的加快,程序出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实体入罪的同时通过程序出罪实现犯罪治理多元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既有研究未能妥善解决程序出罪的概念共识问题,导致程序出罪的理论基础不清、适用范围不明、体系协调性不足。对此,应通过逐级分析“不入罪”与“出罪”,以及“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理念差异,凸显程序出罪的独立性。程序出罪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因裁量性程序终止行为使行为人在法律意义上无罪。因存在犯罪阻却事由、法益恢复事由、证据不足、欠缺诉讼条件导致的法定性程序终止因不具有个案利益衡量特性,与程序出罪存在本质差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程序出罪的判断标准,处理好不同属性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即制定不同出罪情节的叠加适用标准,以及出罪与入罪情节之间的冲突衡量标准。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

不起诉权行使的负反馈调节——对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的反向审视

不起诉权“隐性扩张”后引发不起诉案件数量与不起诉率“双升”,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数量随之增加。不起诉权运行的合理调试需要进行视角转换,既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前的法律适用过程以及不起诉率等静态指标,也要关注不起诉决定作出后的运行反馈情况,化解不服不起诉申诉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不起诉权合理运行过程需要明晰裁量标准,完善证据审查体系、顺畅运行衔接机制、以释法说理强化当事人诉讼参与程度、运用多元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破除上述障碍才能确保不起诉权合理高效运行。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以诉源治理为视角

诉源治理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耦合关系。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基础路径及具体表征。检察机关基于政治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应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承担重要职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立足职能定位,延伸检察触角,致力于通过推进检察建议、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强化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以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新需求。然而,实践中还存在检察建议制度约束力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起诉率低、检调对接制度功能发挥差等问题。在诉源治理的宏观背景下,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提高检察建议质量来优化检察建议的源头疏导功能;通过强化不起诉权的适用和充分保障辩护权来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前分流功能;通过细化程序与加强合作来增强检调对接的诉中止纷功能,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诉权保护维度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论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理论渊源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实践已经突破固有的制度目的,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符。在诉权保护维度下,应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双重目的,程序目的是要促进诉权行使的实质平等,实体目的则是要满足原告权利的实现。为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原则上应当依申请审查原告是否存在诉权行使的障碍因素,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依职权展开行动。同时,检察机关支持原告的起诉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诉讼权利。另外,应根据穷尽救济原则理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及律师代理制度的衔接关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顺位的设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列举并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并未明确诸适格原告之间的起诉顺位。为应对由此造成的诉讼程序启动困难、诉讼资源分配不当和有碍法律体系内在协调性等风险,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起诉顺位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检察机关”,以提升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救济路径的实效性。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撤回公诉中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汇集、卸除与再分配——以司法领域卸责理论为视角

撤回公诉问题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顽疾,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从卸责理论的角度分析,撤回起诉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疑难案件责任风险流动和再分配的过程。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产生于侦查阶段,通过撤回公诉,案件责任被拦截于法院,并重新回流至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后,检察机关将案件责任通过侦查机关和被告人卸除,但因此造成案件处理效力不明,从而损害被告人权益。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需要通过弱化检察机关的卸责机制、加强被告人的责任承担能力等途径,对证据不足案件的责任风险进行再分配。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被害人在刑事公诉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 ,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 ,但在不同国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 ,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 ,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 ,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 ,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起诉权探究

民事公益起诉权是指在民事公益诉讼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认为国家、集体或者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方式予以司法保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在我国也出现过一些涉及民事公益的诉讼案件,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等,但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行使起诉权致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或者因起诉主体不适格致使法院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判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研究探讨建立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起诉权制度。

审查起诉环节中刑事撤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际中,审查起诉环节中刑事撤案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处理模式,但是在理论上研究不够深入,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的随意性、撤案不当、撤案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刑事撤案程序的运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刑事撤案制度中存在的"法外司法"等打擦边球的隐性司法的做法,进一步明确撤案的运行程序、监督程序、救济程序,建立起完善的刑事撤案制度,对刑事撤案进行规范,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环境侵权公诉制度构建的若干思考

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纠纷呈现出上升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环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本文从环境侵权救济的无奈与矛盾入手 ,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诉制度确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并提出环境侵权公诉制度的初步设计 。

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起诉”

根据控审分离原则,对公诉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范畴,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但是,为了制约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强制起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强制起诉的权利。对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合理性及限度,对于改革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自诉制度在刑事司法中的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看,存在着自诉案件之范围欠妥当、自诉担当制度缺乏、自诉权行使的程序性规范欠缺等问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