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诘问: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作为程序性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它的运作契合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由于我国缺乏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均可以和解,这必然对刑罚公正性产生巨大冲击,也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因此,在刑事和解推行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犯罪动机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犯罪动机作为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动机限制死刑的适用,可以犯罪动机的社会性质作为切入点。犯罪动机属于有益社会动机的,不应适用死刑;犯罪动机属于中性动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犯罪动机属于有害社会动机的,是否适用死刑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未造成多人伤亡的极其严重后果或者犯罪动机反社会的性质未达到特别恶劣的程度,也可考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我国引渡外逃罪犯所涉法律问题分析

国内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逃往国外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给政府及司法部门惩处罪犯增 加了许多困难，要对这些逃往国外的犯罪分子行使管辖权，必须要与有关国家进行国际司法合 作，合作的途径之一就是将罪犯引渡回国。

论被判死刑人员结婚和生育的权利

无论是从应然权利还是从法定权利的角度看,被判死刑人员都应当享有结婚和生育的权利。无论是自由的丧失、还是生命即将被剥夺,都不意味着权利享有的正当性和权利行使的可能性随之丧失。相反,人权意识的觉醒、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深化、传统文化的支撑、政府责任的重塑、人道主义的张扬,都为被判死刑人员主张和实现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奠定了现实基础。因此,有限度地认可被判死刑人员在婚姻生育方面的权利并保障其合理行使,具有重要的意义。

终身监禁死刑替代功能的立法反思

终身监禁制度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一项新制度。从规范内涵看,我国的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针对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创设的死缓执行方式,其实质是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对其进行减刑、假释。"不得减刑、假释"的刚性设计,使终身监禁治理腐败的政策宣示功能得到了彰显,但激励性的缺失和必要性的不足,又使其面临正当性的责难。终身监禁并不具备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限制和废止死刑以及防止服刑期过短的功能,其与死刑一样,都是残酷、不人道的,不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时代潮流。无论是作为当前的死缓执行方式,还是未来的具体刑种,终身监禁都难以承受死刑废除之重。我国刑罚不存在"生刑过轻"的问题,死刑废止的症结也不在于有无终身监禁,即使全面废止死刑,我国的刑罚体系仍然是重刑体系,没有可供终身监禁等替代刑植入的空间。

死刑改革的重要进展——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削减13个罪名的死刑基础上,进一步削减了9个罪名的死刑,且不像《刑法修正案(八)》那样仅限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而是扩大到军职罪和不严重的暴力犯罪。同时,《刑法修正案(九)》还提高了死缓执行死刑的门槛,增设了死缓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制度;并将绑架罪、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绝对确定死刑修改为相对确定死刑。这些修改拓展了中国死刑改革的视野,为下一步继续推进死刑改革提供了积极信号。

无期徒刑如何兑现“无期”——以死刑替代功能之充分发挥为着力点

限制死刑适用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设置死刑替代措施,而与死刑的严厉程度和威慑效果最为接近的无期徒刑理应发挥立法上最佳的死刑替代功能。鉴于目前中国刑法中规定了减刑和假释制度,实际上使得无期徒刑并非“无期”,从而影响了死刑替代功能的良好发挥。因此,对无期徒刑进行改进,设立终身监禁型的无期徒刑实属应有之义。《刑法修正案(九)》启动了立法试点,对特别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引入终身监禁制度乃是一大亮点,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讨终身监禁适用范围之扩大,从而使无期徒刑的制度设计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至实归。

民事赔偿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

民事赔偿情节是影响死刑适用的酌定从轻情节之一,在死刑案件量刑情节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死刑裁判结果影响较大。死刑案件中民事赔偿情节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当前,亟须尽快规范死刑案件民事赔偿的适用范围,明确民事赔偿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的构成要件,适当把握民事赔偿情节的量刑权重,合理限定民事赔偿与死刑裁判之间的关系。同时,应当将民事赔偿纳入刑事和解制度,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并完善国家救助制度。

故意杀人罪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状况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死缓限制减刑的裁量既不是以死刑立即执行为起点的减法机制,也不是以一般死缓为起点的加法机制。是否对被告人限制减刑,既与预防刑情节有关,也与责任刑情节有关,仅以人身危险性约束法官死刑裁量的理论不具有现实基础。运用应然刑量综合评估体系能够发现个案中“犯罪情节等情况”的实际作用力。司法实务中对故意杀人罪死缓限制减刑的裁量基本符合罪刑均衡的要求。死缓限制减刑具有“加重生刑、减少死刑”的制度功效,但仅在立法层面得以显现,在司法层面尚未有效发挥。刑事指导案例4号、12号在司法实务中的指导效果较差,有必要扩充新型情节组合模式下的指导案例。研究认为,应当以关键情节为核心,建构故意杀人不同情形组合下死缓限制减刑的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