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186条(公平责任规则)评注

《民法典》第1186条对公平责任规则作出实质性修改,强调法官判定无过错的当事人分担损失,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特别规定。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公平责任规则在我国已经存续三十多年,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坚实的法理依据。通过对《民法典》第1186条进行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可以得出公平责任规则是分担损失的一般规则,而不是归责原则。关于“依照法律的规定”的指向范围,应当仅包括《民法典》第1190条无过错的暂时丧失心智者的补偿责任和第1254条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两类,其他类型的补偿责任均不在公平责任规则的适用范畴之内。

IPTV司法救济中的分歧及其化解之道

IPTV司法救济中法院对被控侵权行为涉及的权利类型和责任的承担,存在一定分歧。分歧的成因,既有技术发展的无限可能与人类有限理性之间的矛盾,也有请求权和民事责任范畴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纠缠不清所导致的冲突。在立法论层面,上述分歧的化解可通过按照行为类型完成权利配置的方式实现。在司法论层面,需要依据立法目的明确相关立法的真实含义,基于请求权内核正确理解归责原则,细化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及其限制的条件。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实证分析

从侵权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违法归责原则属"主观违法",这一认识可以克服违法归责原则的局限性:将违法视为行政机关对各类为其设置注意义务的法规范的违反,从而扩大了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但该原则仍然存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在分析法学的"主客观法律秩序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过错归责原则意味着对主、客观法律秩序的双重违反,而无过错归责原则仅仅是对客观法律秩序的违反。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根本出路,在于以过错归责原则取代目前的违法归责原则,并将无过错原则确立为辅助性的原则。

体育比赛中人身伤害的归责原则

根据民法、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和判例,就体育比赛中人身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进行探讨。针对不同性质的比赛和主体,提出了若干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单一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不符合侵权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侵权的司法实践。从侵权法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来看 ,在环境侵权领域应是同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该文从传统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理论入手 ,立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分析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并对我国的相应归责原则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还原与发展

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问题上,学界一直就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存在着争议,《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也没有平息此类争论。只有还原这一问题的本来面目,厘清侵权行为的本意及请求权制度和归责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就归责原则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为今后制度的发展奠定逻辑基础。

论我国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之建构

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追究行政主体行政责任的根本规则。它是行政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整个行政法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引起行政责任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多元。我国行政法应确立以过错推定原则为主,以危险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为补充的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每一项归责原则都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问题辨析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出台无疑对于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但该法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界定、该法与《产品质量法》的关系、缺陷农产品民事侵权归责原则等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相关问题还存在着诸多误区。因此,有必要明晰这些基本问题。

法律责任外延探析

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责任的外延问题研究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便以法律责任的外延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法律责任的三种划分方法,它们的标准分别是,规范法律责任的不同法律部门、特定法律事实对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法律责任的不同承担主体。其中,以“法律部门的不同”为标准对法律责任所作的划分为最重要。就这一划分,作者指出了传统法律责任划分理论在逻辑上的缺陷和价值取向上的偏离,给予了“程序法责任”应有的位置,使程序法责任和实体法责任共同组成法律责任的有机整体。

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目前我国立法对这一问题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通说认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这里在介绍和评析侵权行为的传统归责原则的基础上,比较一般侵权和知识产权侵权的异同,特别是两种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即一般侵权行为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区别,明确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性。同时,借鉴TRIPs协议的规定和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立法,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提出建议。

均值-方差准则下具有负债的随机微分博弈

研究了均值-方差准则下,具有负债的随机微分博弈.研究目标是:在终值财富的均值等于k的限制下,在市场出现最坏的情况下找到最优的投资策略使终值财富的方差最小.即:基于均值-方差随机微分博弈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使用线性-二次控制的理论解决了该问题,获得了最优的投资策略、最优市场策略和有效边界的显示解.并通过对所得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在经济上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指导金融公司在面临负债和金融市场情况恶劣时,选择恰当的投资策略使自身获得一定的财富而面临的风险最小.

学校事故的归责原则

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而应适用过错原则中的过错推定原则。

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并未实现立法目的,具体表现为单位犯罪认定条件形式化、单位成员刑事责任轻缓化、定罪程序失范化。单位犯罪的制度功能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单位行为的评价不充分,抹煞了单位作为独立责任主体具有的规范意义。单位犯罪不能为单位成员犯罪替代责任,应从单位自身固有的特征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在规范层面为单位塑造独立的行为和意志,赋予单位和自然人同等的犯罪主体地位,不仅符合立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前述实践问题也能随之迎刃而解。

航空器对地(水)面第三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论

航空器对地(水)面第三人损害的范围除了飞行中的航空器或从飞行中的航空器坠落下的人或物所造成的损害外,还应包括航空器噪音污染引起的损害。该种损害责任的性质属于侵权责任而非契约责任。航空器对地(水)面第三人损害的责任归责选择严格责任原则的理由在于:对人性的尊重和保护;航空损害风险"互惠性"的欠缺;责任保险和责任担保的出现;风险利益标准和正义的考量。

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反思及其启示

刑罚目的与量刑基准关系密切,量刑时必须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在目的刑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试图从提升公民的法律信仰、发扬公众的守法精神、强化一般人的法律忠诚信念的角度正面论证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但是,它所提倡的量刑基准可能不利于实现预防效果,无助于提供清晰的刑罚限度,导致处罚的扩大化和严厉化。通过反思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中量刑基准的缺陷,可以给我国刑法理论带来深刻的启示。

《侵权责任法》中学生伤害事故相关问题探析

2009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这部法律的通过对于我国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于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也做出了规定,如何在实践中适用这一法律,成为目前学生伤害事故领域的焦点问题。

对我国脑死亡法律标准制定依据的探讨

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心肺死亡不再表明个体生命的终结 ,只有脑死亡才能科学地表示生命的结束。现行的法律制度使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置身于法律责任的阴影之下 ,造成器官移植这一社会行为的大幅萎缩 ,使相当一批能够延续的生命个体丧失了生的机会 ,这不利于实践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脑死亡标准基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非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步现代化 ,为这一标准的合法化奠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出台脑死亡法律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

论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由疏到密的不断充实的发展历程,一系列的相关立法行为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制度的构建虽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存在许多尚待完备之处。文中将通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制度形成的沿革,对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制度的立法思路和方向进行归纳梳理,并就我国上市公司少数股东保护的相关制度——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控股股东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控股股东及从属公司经营者责任追究制度、监事会制度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

论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兼论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

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相比具有特殊性的原因在于,环境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包含着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对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实行特殊的认定规则,是为了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为充分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除了在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及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上实行特殊规则外,还应当建立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人侵权中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探析

在侵权法中,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它的确定和明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探寻在第三人侵犯消费者权利的情形下,经营者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由此说明以理性人标准为基础的注意义务的判断必须从个案出发,无法建立一个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