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乡土、游观天下与生态书写--学群散文创作论

学群散文创作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出版有《野地里闲逛的人》《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牛粪本纪》等多部散文集,在文坛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群散文大致分为三个创作路向:乡土散文、游记散文和生态散文。他的乡土散文多聚焦于岳阳洞庭湖边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和乡土社会的张力结构中坚守乡土情感,表现出浓郁的文化乡愁。他的游记散文则是反抗庸常生活、追寻生命灵性的集中表现,是消费主义社会里品格高古的篇章。而他的生态散文则深契于当今时代,拒斥城市化、物质化倾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表达出了他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学群散文具有典型的诗化审美特征。学群的散文对湖南散文和中国散文的发展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李白骈文的成就及后世的评价

李白是中国骈文史上杰出的骈文大家,他所创作的骈文,不仅在对偶、用典、声律、藻饰等“骈文四要素”上特别讲究,而且在写人、叙事、抒情、说理等各个方面,多以骈体出之,几乎到了无事不可入骈、无意不可用骈的地步,进而其骈文创作远远超出常人的成就。不过,由于骈文观念的不同,后世骈文批评家对李白骈文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散文:在与诗的参证互释中推进自身的文类建设——以西方相关的理论文献考察为例

西方学界长期奉行“扬诗抑文”的文类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理论毫无建树。相反,人们仍可从大量论诗的文献中,发掘诗与文是如何相互究诘、参证互释,从而持续不断地推进散文自身的文类建设。其建构范畴涉及散文的文类起源、思维视角及语言形式等诸多面向。而散文诗作为二者跨界而催生的复合体,其内部结构“诸对立物”的互相对峙、质疑、交叉、融合,最终构成一种对立统一而又丰富复杂的极致的艺术形式。

“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自我规范:唐宋散文中的文体批评

文体批评通常是后知后觉的理论总结,而唐宋各体散文中也包含丰富的文体知识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当下效应和实践品格。综论和散论是两种样态,而散论更有价值。功能规范和写作规范是两大要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论辩、奏议、诏令、传状、碑志五类文体常被散文家讨论,他们针对当下创作,不断提出规范细则并批判时俗之失。唐宋散文家以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原则,建构了具有强烈自我规范意识的散文文体批评样态。它强调文体的功能应用或曰“社会性特征”,这是其“规范”的独特取径,区别于南宋以后的文章学和文体学。

在“情”的层面对梁衡的阐释——从董岩《孤帆觅渡》一书谈起

梁衡对于读、对于写、对于研的情感反应,均已达到“痴”的程度,产生了诸多新闻名作、散文名作以及新闻、文学新的理论,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与其他教材的《晋祠》《夏感》《青山不老》等达70多篇次。尤其在“政治散文”上独擎一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渠道,《觅渡,觅渡,渡何处?》与理论之作《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等文引发了轰动。他待人以善、待人以诚的友情之健康、之纯净以及友情延伸到微观层面的职业情、乡土情,宏观层面的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等之浓郁,均有可赞的社会价值。

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

鲍尔吉·原野是相当重要的当代蒙古族散文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他对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至为关注,竭尽全力地从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中寻求精神资源,致力于批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对大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独特性有着敏锐地感知、极富抒情气息的细腻书写。他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明确的地方意识,他的生态散文中既洋溢着大自然般的淳朴与优美,又充溢着胸怀天地、悲悯众生的忧患意识。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有利于引导当今国人的生态意识的确立,更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转型。

实茂成秋,华繁荣春——20世纪以来的朱筠研究综述

有清一代,文化繁荣,思想潮流起伏交叠,诗人群体星罗棋布,而朱筠作为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地方诗人群体的中心人物,在清代学术史与清诗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朱筠的研究日渐深入,其特色为:由单一趋向多元、由粗简趋于深化,呈现出持续升温的发展态势。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家世生平、幕府交游、诗文著述、学术功绩。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仍然存在研究视角受限、理论研究未全面等问题,通过对学界现有的朱筠研究论文进行梳理与反思,明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的研究范畴。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

时空维度下管窥冰心现代散文中女性的生命体验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冰心散文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冰心的散文创作寄予了她对于现代女性命运和生命体验的关注与思索。女性作家的身份使得冰心在思考时间与空间时,呈现显著的性别视点。冰心的散文体现了个体的性别经验,同时也触及了时代浪潮下女性的群体经验。从时空维度出发,可以窥探到冰心对于女性生命存在、生存处境等方面的深度思考。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李娟散文中绿洲地理的色彩书写及意义阐释

纵观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书写,极大地扩展了文本写作的情感表现与叙述内涵。作为一名新疆作家,李娟在其散文中呈现出了亲和新疆绿洲地理色彩书写,绿、蓝、金三色是其写作的主色调。本文通过对其描写空间中色彩的交融碰撞、单一色彩渲染情感氛围、多重色彩营造意境空间这三种艺术表现方式的分析,意在阐明揭示出了李娟散文书写的生命蕴含以及审美召唤在文本中的呈现特点。总体而言,李娟色彩的书写呈现出了一种从感觉精神层次的色彩反映到感情精神层次的色彩表现,以及人的全面精神在色彩艺术中的升华的三阶段,展现出了其色彩书写的艺术道路。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赵勇散文的意义——《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读后

作为一位已经出版过至少四部散文集的赵勇,足以成为关注的对象。赵勇为何要写散文,赵勇写散文与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赵勇散文写作具有让生活自觉、体验审美愉悦、留住文化记忆等多重意义,同时,赵勇写散文也体现了他对“论笔体”的追求,甚至也是他希望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表征。赵勇散文写作的意义是具有一般性的,诸如散文的文体特点、文学理论的述学文体、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