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行为——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研究

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构成要素。基于CSS2019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政治绩效感在社会公平感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对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或政治绩效感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反之则越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同时,民众的政治绩效感在社会公平感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高政治绩效感对社会公平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对社会公平感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

意愿驱动还是能力驱动:回应性政府建设的民众路向——基于六个省份的实证调查

回应性政府的建设依赖于民众向政府表达的意愿和能力。本文基于2022年在河南、安徽等地的问卷调查,分析民众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对政府回应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回应能减少民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意愿在政府回应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起负向调节效应,主观政治参与能力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客观政治参与能力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存在一定的结果。对于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民众,政府回应效果也较好;但对于政治参与能力不同的民众,政府的回应效果存在多维差异。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不断探寻政府与民众的多元互动策略和模式,建构良好、透明与包容的政治参与环境和政治生态。

军情密报与信息公开:宋代边报走进新闻传播的途径及影响

宋代边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边报,即沿边政府发出的公文,狭义的边报本质上就是由边疆地区发至中央的机密军情公文。二者相比,后者更能体现出事物的独特性,更具有逻辑价值。狭义边报的内容走进新闻传播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途径。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邸报录载与出榜示众实现;非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民间流言与小报等完成。制度化传播体现当权者宣传、慰抚等目的,实质属于政治传播;非制度化传播满足时人对安全信息的需求,是真正的新闻传播,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宋代的邸报、小报不仅可以成为边情的有效传递者,还具备了打破封建专制政府信息垄断的潜质,但统治者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极力限制它们功能的发挥和正常的发展。宋代边情与新闻的转化机制大体上是失败的,为导致其国防力量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边报传播现象的分析,发现宋代媒介发达程度与传播开放度、自由度之间的非同步性。这种非同步性与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狭隘利益密切相关,证明了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暴露其腐朽、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距,宋代又并非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衰落期,上述发现恰好为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解。

刑事诉讼非羁押数字化监控的实证研究

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是在我国审前羁押率高、审前风险难以控制的基础上,保障被监控者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融合数字化技术提出的新型监控措施。文章考察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现状,深入分析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落实和适用的障碍,并对其制度化设计进行规划与展望,以期非羁押数字监控真正得到推进和发展,进一步降低我国审前羁押率,维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促进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改革的思考

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促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制度化是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数据为依据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进行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存在财政供款责任隐性化、财政调整不稳定、财政分担责任不合理和财政责任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非制度化是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改革应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实现财政预算责任制度化、财政供款责任制度化、财政分担责任制度化、财政调整责任制度化和财政监管责任制度化。

论列举实验在敏感问题调查中的应用——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为验证

敏感问题测量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难点,基于社会意愿偏差,人们对于敏感问题或者选择不应答,或者选择非真实应答。随着调查研究技术的进步,近年来,社会科学界为此掀起讨论热潮,列举实验是人们讨论的热门方法之一。列举实验的关键在于避免产生设计效应、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本文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调查数据分析为基础,验证显示列举实验可以降低无应答比例,提高真实应答比例,并降低社会意愿偏差。而将列举实验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示例分析表明,相比直接提问方式,列举实验对模型估计具有关键影响,它可以提供较为可靠、可信和恰当的分析结果。当然,列举实验仍然面临敏感问题测量的本质困难、实验效力、设计和分析难点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

主题·问题·难题·破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人民享有更多的利益表达权是必然趋势,公共政策制定中健全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是现实利益分配的需要,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表达机制中,主体、客体、渠道、方式"四位一体"的协调贯通是主题;目前尚存在主体不平衡、客体不作为、渠道不畅通、方式较激进等问题;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通过四大措施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治理机制是破题之道。

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转型期中国"三农"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农民权益受损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渠道,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从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探讨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克服农民利益表达障碍的对策应成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中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城镇化中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大量出现,使农民阶层结构发生变化,利益格局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农业人口不同构成群体的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出现,要求有规范的、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但目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仍不健全,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时有发生。农业人口通过越级上访、暴力对抗、极端自虐等非制度化的形式来寻求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对此,应采取积极措施,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完善、政治文化凝炼等多方面入手,减少农业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引导其有序的政治参与,进而为农业转移人口中准市民群体市民权的获得做好民主政治方面的准备,同时也积极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政府治理制度化中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兼论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

政府治理制度化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制度化的应有之义。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不但对于地方政府提高其治理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参与式民主成长过程也有着反向推动、现实倒逼的功用。基于此判断,分析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原因和纠正路径等问题,对于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身份认同到规制、规范:我国民间体育组织评估政策变迁

民间体育组织评估经历了从身份认同到规制再到规范治理这三个阶段。从新制度主义与公共政策研究结合的逻辑起点出发,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民间体育组织评估政策变迁的适切性。研究得出:当前民间体育组织评估存在氛围尚未形成、评估主体有待培育、评估能力需要提升、评估结果未能有效利用等问题。提出要以完善民间体育组织规范发展的法律环境为基础,加大对民间体育组织评估工作的政策支持;创新民间体育组织评估工作机制,有效发挥登记、年检、培育、评估、执法的叠加效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民间体育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议。

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考察

农民政治参与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大内容。当前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主体差异性较大,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观动机较为多样,现存的政治参与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同时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趋势日益加剧。了解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有助于发现并解决农民政治参与中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的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表达渠道非制度化,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够通畅;二,表达平台非组织化,农民利益表达缺乏稳定的组织化平台支撑;三,表达方式非合法化,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容易突破合法化底线;四,表达内容非权利化,农民利益表达内容主要集中于资源性权益,而非政治性权利;五,表达意识非主体化,农民缺乏利益表达所需的政治主体性。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群体性事件中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逻辑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产物,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流言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化技术的使用以及目的达到后的退却,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开启制度化的通道,实现从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向制度化公民参与的转变,将群体性事件转变成常态的公民集体行动。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党内政治生活中非制度化行为治理探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新形势下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号召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近些年来,受党内制度短板、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弱化、监督机制缺失以及陈规陋俗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违背党纪国法,以功利性、隐蔽性、实用性、腐蚀性为主要特征的非制度化行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蔓延,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为此,要通过强化"四种"意识、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与制度惩防相结合、坚持短期集中整治与常态化治理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大众监督的深度结合、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遏制和根除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行为。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