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研究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在立法层面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导致实践中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存在偏差,危害性相近的非法捕捞行为有时被处以截然不同的行政处罚,与比例原则的要求不一致。因此,在立法层面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十分必要。文章基于我国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相关的规范条款以及司法案件,总结现行立法规范不完善和司法实践认定因素不统一的现状,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规范,针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列出的认定因素以及司法裁判中包含的认定因素,提出在《<渔业法>实施细则》中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的相关建议。

论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类型,然而《著作权法》和《刑法》对该行为的违法性评价不一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民刑倒挂”的异常现象。为了更好地实现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刑民衔接,应当采取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作为违法性评价的判断立场。在此基础上具体认定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其一,在传播形式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交互式传播而不包含非交互式传播,深度链接行为具有可罚性;其二,在传播范围上,侵犯著作权罪仅包含直接传播行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行人过街等待忍耐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交叉口的信号配时忽略行人的需求,降低了行人过街的等待忍耐程度,致使行人过街违法行为高发。以开封市内重点路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设计调查问卷和构建二元Logit模型,对影响行人过街的因素、行人过街行为的特点进行分析,进而从加强行人过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合理的惩戒措施、强化教育引导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以达到提高行人过街等待忍耐程度、改善交叉口通行效率的目的。

浅析消防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为行政处罚领域的通用规范,行政处罚法为消防法律、法规设定行政处罚和消防救援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提供基本遵循。但现行法律法规在处罚法定原则的落实上偏重于法律效果,而对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并未有明确规定,在确定是否构成行政违法认定上,执法人员存在认识上的混乱。消防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体要素以及客观要素。明确的构成要件有助于调查取证的完整性,可以有效增强消防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反垄断法》新增第十九条,对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人实施惩戒,填补了原有垄断协议规则追责对象涵盖不足的漏洞。但新《反垄断法》仅通过“实质性帮助”表述概论帮助行为违法性,过于抽象,现实操作性较差,需要进一步释明,分界违法帮助行为与中立帮助行为。抽象到法理层面,具有可谴责性的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具备“不法”与“有责”两大属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抽象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满足五大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主体独立性;第二,行为人实施了具体帮助行为;第三,帮助行为具有促成垄断协议和竞争损害的双重效果;第四,帮助行为与行为双重效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五,行为人有促成帮助的主观故意。

刷单炒信行为的可罚性界定与罪名选择

刷单炒信行为损害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然而学界关于刷单炒信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还有争论,在实践中,刷单炒信在罪名选择上存在困境。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只有在“质”和“量”都满足刑事可罚条件的刷单炒信行为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罪名选择上,不宜以“口袋罪”定罪量刑,应对刷单炒信行为做类型化处理,确立以侵害法益为主、手段行为为辅的定性原则,先根据侵害的主要法益认定为经济犯罪,对于不能评价为经济犯罪的刷单炒信行为根据手段行为认定为网络犯罪,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困境与出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治理对策分析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力量以扭曲股票交易价和交易量,并通过交易价差非法获利,破坏了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秩序。近年来,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出现复杂化、技术化、主体团伙化、跨市场、跨境化等特点,存在一定的治理困境,如犯罪手法不断演进凸显法律滞后;场外配资难以管理;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发现难、侦查认定难;跨市场、跨区域操纵交易致监管难度增大。为了防控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发生,可以考虑采取科技赋能监管,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减少犯罪黑数,提高违法犯罪成本;严格管理场外配资与出借证券账户行为;提高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侦查能力等措施。

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危险性质

对不法侵害性质的误解是司法实务对防卫标准掌握过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当防卫制度在法律救济体系中属于事中私力救济,其功能是及时制止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应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实害行为。实害行为理论在实践上误导司法机关对防卫案件的认定标准,在理论上违反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宗旨,对司法实务和理论发展均存在消极影响,应予纠正。不法侵害的危险存在程度上的不同,从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实行阶段的危险、既遂以后的危险到接近实害结果的危险,呈现逐级升高的趋势;与之相适应,防卫所需的力度也应随着侵害危险的逐级提升而增强。

垄断协议的组织、帮助行为——《反垄断法》第19条的理解与适用

新《反垄断法》第19条初步构建了共同违法框架下垄断协议达成的组织帮助行为制度,澄清了轴辐结构中纵向限制的归责基础,破解了依行为经济效果认定轴辐结构违法性导致的逻辑悖论。在适用该条款时,要注意区分组织行为与帮助行为;明确达成行为的认定是认定组织帮助行为的前提;当达成行为与组织帮助行为竞合时,量罚应综合考虑组织帮助行为的独立性及过罚相当原则。此外,还应根据帮助行为的主客观方面,排除中性帮助行为的违法性。

长期护理保险监管机制的国内外实践与启示

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在试点过程中存在顶层制度不完善、部门职责不清、基金使用率不高等问题,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并不少见,需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长期护理保险的国内实践和国际经验提示,应加强全流程监管,完善需求评估和服务标准,建立统一的质量评价体系,关注多样化场景服务的监管,科学有效评估监管效果,从而达到监管的目的。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分:视角、标准与适用

在否定了传统的“两个当场”标准后,对于如何妥当界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学界与司法实践远未形成共识。从判断视角出发,既往将两罪的界分规则构筑于行为不法或主要构筑于结果不法视角的观点均有待商榷;应当厘清两种视角的不同层次、功能,基于“结果不法导向下的行为不法视角”构建界分规则。在此基础上,应以他行为可能性的有无为标准界分两罪,即从社会通常的一般人观念出发,考察根据行为人的设想,被害人在行为人所实施的强制行为的影响下是否处于一种不得已的状态,进而就丧失财物而言能够于规范层面被评价为无他行为之可能。对此,需要重点判断行为人能否令被害人感受到具有现时性的针对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以及被害人是否因此陷入了不得已的状态。

行政违法构成要件:基于犯罪构成的借鉴与比较

现实的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前提,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判定行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的标准,但在行政处罚执法实践中,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依然受到困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历史上、价值上、立法和执法实践中具有关联性,参照我国刑法学理论中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来分析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不仅是基于法秩序统一的考量,也是解决当前行政执法难题的现实需要。

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识别研究

为了检测多种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保障光通信系统运行安全,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识别方法。采用光栅传感技术检测光栅传感器反射波长偏移量,感知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频率特征信号。利用小波包分解方法将频率特征信号分解成多个频带后,提取各频带小波包能量,将其作为卷积神经网络输入。经小波包能量特征提取、处理、融合操作后,通过Softmax分类器完成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数据特征的分类,实现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识别。实验证明:该方法可迅速挖掘出光通信系统中非法入侵行为的时域、频域特征信号。所提取小波包能量可准确反映光通信系统中非法入侵行为特点。该方法可实现多种光通信系统非法入侵行为精准识别,助力管理人员针对入侵行为做出对应防御措施。

自然资源监测疑似违法图斑截图审查系统设计与实现

针对自然资源监测疑似违法图斑审查工作中存在的浏览记录不便等问题,本文设计并开发了桌面软件。文中介绍了此软件系统的设计思路、关键技术和实现方法,并在自然资源疑似违法行为动态监测项目中展开应用,系统有效提高了审查工作的效率,有助于自然资源动态监测项目的开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标准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协调。在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方面,应站在体系化的角度全面进行分析,可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二分法”的分类方式,并运用“概括+列举”式的规定,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在限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方面,应对“国家有关规定”作限缩解释,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在认定行为方式内容方面,应及时调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将更具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获取个人信息后非法使用的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之中。

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的实质认定

通过对催收非法债务罪实行行为司法认定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行为的认定存在标准不明确、标准不统一和标准的扩张化困境。对该罪实行行为进行实质认定需同时运用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两种路径。借助目的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下限,即行为必须为“公然发生”且“足以为对方施加心理强制”。借助体系解释方法,可明确该罪实行行为的上限,即应低于相应重罪的行为入罪标准。明确行为的实质意涵,能构建一个合理适用范围,以期该罪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效用。

投资者违法行为抗辩的裁判基础和规则优化

国际投资法保护的对象是合法和真实的投资,并不包括违反东道国法律或不诚信的投资。这就要求投资者在投资准入、经营管理和争端解决阶段审慎评估投资风险、合理规划投资行为。当东道国提出投资者存在违法行为时,仲裁庭通常依据投资定义中的合法性要求等排除对案件的管辖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违法行为都应终止于管辖权阶段,仍需结合时间节点和严重程度等因素进行考查。鉴于此,投资者行为的条约规制应着眼于明确义务范围、引入独立的违法抗辩规则和确立行为监督机制,进而构建结构对称的权利义务体系。

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违规驾驶行为建模

为探究机动车驾驶员违规驾驶行为机理及其对后续驾驶行为的影响,编制了符合我国驾驶环境和驾驶特征的问卷量表,提炼了3个违规驾驶行为因子:习惯性违规(I1)、危险性违规(I2)、疏忽性违规(I3)。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违规驾驶行为”“后续驾驶行为”和“执行意向”三个变量,构建了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EX-TPB)的违规驾驶行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对分析违规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行为态度(AT)和主观规范(SN)对驾驶员安全驾驶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知觉行为控制(PBC)与违规驾驶行为(IDB)对执行后续安全驾驶行为意向(BI)有正向显著影响,执行意向(EI)是行为意向转化为实际行为的中介变量,并且提升了对后续安全驾驶行为的解释力;经驾驶信息差异性分析,可知实际驾龄越高的驾驶员在习惯性违规和疏忽性违规方面有显著差异,每周驾驶频率越高的驾驶员更容易导致习惯性违规和疏忽性违规,1年内发生3次及以上违规被罚的驾驶员对被罚0~2次的驾驶员有更高的疏忽性违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