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的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基于南京市Q社区的案例研究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局限与超越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以及联合国召开“教育变革峰会”,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已成为当今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话语。它根植于人文主义传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的前瞻性教育报告一起,建构起与时俱进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然而,当人文主义与西方个体理性的底层逻辑相结合时,无法解决个体利益争斗和有效的共同体建设等问题,阻碍了人文主义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出理想的效果。中华文明中的关系理性能够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未来超越提供思路,培养具备“关系素养”的人来建立真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的可能贡献。

协同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再构建

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更多关注政府规制,这种模式在市场环境变化下逐渐呈现出滞后性,企业社会责任异化问题也层出不穷,愈发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文章总结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过程和发展现状,在回顾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局限性的基础上,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为主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框架,论证其合理性并提出有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的建议。

雇主组织参与三方机制的中国法治路径

雇主组织通过三方机制在国家劳动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协调劳动关系中表达企业诉求、维护企业利益。我国的雇主组织以二元化/多元化为特征,各种团体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参与三方机制的途径和发挥的作用迥然不同。因此,我国雇主组织参与三方机制的法治保障应当以功能性为导向,根据雇主组织的不同属性以及作用领域,有重点、有区别地推进。雇主组织对劳动立法的参与,要通过法律明确雇主组织的参与权利、增强雇主组织的代表性、完善相关的程序保障,并积极拓宽雇主组织的参与渠道;雇主组织在三方协调机制中的参与,需以法律明确三方机制中的二元化雇主组织、提升三方机制的法律地位、完善决策程序和协调内容,确保雇主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

基层涉外警务工作的困境与破解——以湖北省W市为观察视角

基层涉外警务工作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国际交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基层涉外警务工作面临管理服务理念存在偏差、管理服务整体力量薄弱、管理服务制度有待完善、管理服务机制不够健全、管理服务技术手段不足等困境。涉外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要求公安机关更加注重合法合规执法。基层涉外警务工作应以问题为导向,从转变管理服务立法理念、完善地方管理服务制度、深化管理服务机制改革、创新管理服务方式举措、建强管理服务专业队伍等方面予以改革。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基于能力专有性视角

能力提升和作用发挥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转型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基于能力专有性的理论框架,通过案例分析问题需求、培育体系和考核机制是如何构筑起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并促进组织作用发挥的。问题需求开启了社会组织能力专有性形成的窗口,良好的培育体系为组织提供了可持续化、专业化的资源保障,前瞻性和渐进式的考核机制促使社会组织能力的形成向不可替代的方向演进。社会组织能够构建与外部主体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获取外部有效且持续的资源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动力和活力。由此,政府需准确定位问题需求,构建科学的契约关系;社会组织需持续提升培育能力,开展专业的组织行动。

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的应对策略研究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是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搭配资源、产业开发项目一体化实施,统筹推进,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是“两山”理念在项目运作和实操层面的具体应用,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探索,是加强环保投融资的重要渠道。EOD项目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通过关联产业开发收益弥补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在力求财政资金“零投入”的前提下,实现项目资金自平衡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要求。EOD项目投融资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专业性强,对社会资本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要求较高,因而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很多挑战。为了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破解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可能存在的难题,本文总结了EOD项目的优势,梳理了我国EOD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EOD项目面临的挑战,并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从社会资本方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治理式团结: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理解——基于WK公益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本文试图为“强国家强社会”的“双强”格局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新的理解。基于国内环境治理领域的拔尖环保社会组织WK公益基金会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治理式团结”的概念,并分析了“治理式团结”的生成过程。“治理式团结”以制度环境条件、组织资源条件作为生成基础,以行动深耕与公众倡导、治理网络互嵌与政策企业家形成以及结构势能的转化与传递作为具体的生成路径。“治理式团结”打破了现有研究中隐藏的社会组织被资源约束的前置假设,丰富了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想象。同时,“治理式团结”也揭示出社会组织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专业化能力吸引政府主动与其展开合作,反向为政府输送资源,深化了对于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理解,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格局的完善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及其现实意义

社会关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在马克思的不同时期,社会关系概念具有不同的界定,但从思想逻辑来看,社会关系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人们所结成的关系。广义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诸多其他关系。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与实践密切相关。实践决定、形成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人们开展实践过程的前提。社会关系的展开离不开辩证法的前提批判和原则高度,而辩证法只有与社会关系相互结合,才能避免流疏与空洞。社会关系的价值归宿是为了人的本质和发展。社会关系不仅是人的本质,也为人的发展奠定基础。理解与诠释社会关系,对于把握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行政举报的法律关系解析

行政举报作为行政执法领域的公私合作行为,各方主体发生法律上的特定联系既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也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解构行政举报功能价值的过程中,行政行为这个理论工具存在短板,而法律关系可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与方法指引。行政举报法律关系到的主体比较广泛,其实施行为应具备合理相信与善意两个标准;客体可分为“对人性”与“对事性”两类,二者指向被举报事项的违法性。通过明确行政举报的权利属性并展开法律解释,发现它属于一种“作为特定法律技术”的权利。举报人与行政机关的合作型行政法律关系、被举报人与行政机关的处理类行政法律关系、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共同构成了完满的行政举报法律关系,三方的权利义务结构丰富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学理,并预示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的社会流动图景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结构转型是其核心内容,而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进行社会流动是其必然的伴生性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的基本原理,这启示我们从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角度寻找社会流动的深层规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的任务之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现实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流动人口调控机制,形成了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自发图景、赋能图景和自主图景等纵向变迁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保障和推动社会流动的自主图景,尤其是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城乡融合图景和区域协调图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

从“结构化割裂”到“嵌入式治理”——重构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中的政社关系

新时代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将直接影响体育治理中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体育美好生活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基本矛盾的化解。传统体育管理模式中,在设定呈总体性支配角色的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呈总体性生存状态的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时,过于强调两者的结构化割裂状态而忽略相互嵌入的关系,政社相互嵌入缺失的结构化割裂状态使得公共体育服务发展逻辑行政化、效果内卷化、行为短期化和体系碎片化,致使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中基本矛盾难以得到有效化解。因此,需要通过构建互动式嵌入、创新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整体性嵌入等政社双向开放性嵌入式治理结构,以超越政社嵌入缺失的结构化割裂状态所带来的体育治理困境,不断化解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中的基本矛盾。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董事的个体行为镶嵌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并对其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忽视了网络关系的作用。近几年公司财务和治理领域的国外学者逐渐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则从董事的网络关系定义、董事网络及其公司治理行为和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与公司治理等领域进行综述。研究发现董事倾向于通过现有和以往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职位兼任等建立网络关系;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则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成为实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中董事网络关系的定义边界模糊,衡量其网络位置的分析方法较为随意,且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董事的网络作用差别。基于此本文指出了在"关系型社会"主导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董事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潜在的研究方向,对国内尚未深入的"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创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及其思考

本文从社会创业组织的经济地位演变出发,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政府的持续支持是社会创业组织有序发展的保障,社会创业组织的发展也为政府分担了很多的社会公共服务压力,而对政府持续支持的客观评价则是促进社会创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创新

处理好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以“控制权”理论为分析视角,阐释“控制权”理论包含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等3个维度,指出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体制性痼疾、机制性弊端和政策性障碍等问题,并提出创新策略:突破高依附性瓶颈,从“运动型动员”到“分权化治理”;革除强行政化流弊,从“权威管理”到“调适性协商”;破解低自由度难题,从“层层加码”到“鼓劲撑腰”;形成上下合力,从“向上交差”到“协同联动”。

构建新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危险化学品事故频频发生。现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体制存在漏洞是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现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体制主要存在5个方面不足: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符;行业管理未能实现;中介作用没有发挥;工会维权力量薄弱;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等。为此,建议建立政府、市场和民众相互协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体制,即“政府监管、市场调节和社会监督”。其中,政府监管包括政府管理和国家监督,市场调节包括企业责任和中介服务,社会监督包括员工维权和公众参与。

纵向政府权力结构与社会治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路径

政府是一个具有多层级的治理体系,认识多层级政府结构对社会的影响,是认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分析视角,也有助于跟踪政府变革对社会治理发展的影响路径。在单一制的中国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的权力运行一直受上级和中央政府的影响,这种纵向间权力关系也影响了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因此,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多层级政府与社会的复杂运行过程。纵向间政府结构对社会治理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同时近些年纵向间权力关系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推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基层政社关系研究

现行政府主导下的政社结合体制导致社会工作难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出专业优势。在基层政社关系中,由于街(镇)政府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在引入社会工作体系后政府职能部门新的行政管理边界的界定及制度安排尚未完成,合作性政社关系的制度基础薄弱,导致政府基层组织和社会工作组织、社会工作者间的关系成为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与被管理、行政垄断与资金依附关系,社会工作者被"同化"为行政事务协管员,由此削弱了社会工作服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构建良性基层政社关系是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