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失地农民上访:问题、成因与对策——以长春、吉林、延吉三市为例

失地农民上访日益成为孕育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长春、吉林、延吉三市为个案,描述了失地农民上访5个焦点议题,探讨了当前最亟待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研究表明,失地农民上访固然与村委会制定的分配方案、村干部作风和农民自身素质等因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缺失或法律漏洞是导致失地农民频繁上访的深层原因。这突出表现在征地补偿费分配存在以下两个“不明确”,即征地补偿费应该分配给谁不明确和征地补偿费应该如何分配不明确。针对上述两大难点、热点问题,本文提出了合理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3个原则和处置征地补偿费的两个方向。

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对农民集体上访的几点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是激化农民集体上访的重要原因。对此应采取疏导的方法,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保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征地拆迁上访的类型与机理

征地拆迁的上访有相当的复杂性,其机理需要结合上访人的不同情况和动机加以分析。受情感、生活习惯、家计模式或土地、房屋的特殊用途等多因素的影响,有人因反对征地拆迁而上访或成为钉子户,这以坚持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群体最为典型。征地拆迁过程中,征收面积、附着物和房屋的估价、补偿标准和配套措施、村组集体的分配方案、特殊群体权益都很容易成为上访焦点。征地拆迁之后,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后期履责不到位、补偿信息传播后导致的攀比、补偿标准不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当事人生活不适应等,又可能成为新的上访焦点。征地拆迁上访的应对,需要从依法行政、村级民主、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心理疏导等多方面着手,综合治理。

信访制度与农民利益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集体上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广泛发生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与既有的信访制度安排之间有着路径依赖关系。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群发的局面使信访制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这说明,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弊端已经充分展现,应该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利益表达要求与既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僵化滞后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信访研究的演进与转向

当前我国的信访研究以集体维权行动为开端,通过多元交叉分析框架的引入而延伸拓展。这种解释性研究虽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研究视野,但要在总体上提升信访研究的水平,还必须由解释性研究向信访的类型学、内在机理、动力机制以及支持体系等结构性研究转向。

完善城镇房屋拆迁户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思考

城镇房屋拆迁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社会性、群众性,所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极其复杂。而拆迁户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是引起拆迁户集体上访的重要原因。应通过疏导的方法,探索搭建拆迁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与畅通的渠道,完善合理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以维护拆迁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作为利益表达的信访之行动逻辑——一个解释框架及其应用

信访的生成与行动隐含着隐秘的机制,透过政治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两个纬度可以作政治制度类型的理想划分。不同的政治类型,其民众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在国家能力强政治发展水平强的政治制度的类型的国家,民众的利益表达一般可以通过司法路径来实现;而正处在国家能力与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以信访的方式来作为民众权利救济的一种补充手段。因此,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推动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民众利益表达制度化吸纳的必然趋势。

越级上访产生的原因及其治理

《信访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分级负责等原则。分级负责原则说明,上访必须按程序进行,遵循"逐级上访"的原则,而不能"越级上访",越级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越级上访的现象,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访民不重视、信访机制运行不畅等。因此,治理越级上访,需要推进信访体制改革,破解越级上访的症结;坚决贯彻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树立法治权威,建设法治社会;提升信访等政府部门治理与善治的能力与水平。

狠抓三个环节做好群体性上访事件处置工作

近几年,因内部矛盾引发的外地进京和北京市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均呈大幅上升势头,已成为影响首都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形势的发展不容乐观,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和加强工作。一是对形势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乐观,要认清群体访发生的客观性、长期性、复杂性及处理工作的艰巨性;二是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要做到事前信息反应灵敏,事中处置依法及时稳妥坚决,事后精确处置并跟踪掌控;三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处置工作专业化水平。

群体性上访事件中上访主体非理性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群体性上访事件上访主体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与社会张力增大、利益诉求机制的不健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增加社会公平、减少社会张力、完善利益诉求机制的角度着手可以有效预防和应对上访主体的非理性行为。

林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制度略论

《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的林业行政许可制度,与以往的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有了很大不同。根据《行政复议法》建立起来的林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制度,具有行政监督、行政司法和行政救济等多重性。可结合《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和林业行政许可实践确定林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并将林业行政许可复议申请与因林业行政许可事项引起的信访投诉请求严格区分。行政复议中,应重视审查许可实施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的审查责任。

由一起火灾调查涉访涉诉案件引发的思考

对一起火灾调查涉访涉诉案件进行了剖析,分析其教训和暴露的问题,从而总结火灾调查涉访涉诉案件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对进一步加强火灾调查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群体性上访事件对警卫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在警卫工作中，群体性上访事件不仅威胁警卫对象、警卫目标、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安全，而且处置不好还会损害党和国家的政治形象与国际形象。警卫工作中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首先要提高预警能力；其次要进行充分的处置准备，在具体处置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和方法，既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降低负面影响。

再析农民涉法上访

涉法上访是农民群众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涉及执法部门、需要依法处理的事项的一种信访形式。农民涉法上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对农民涉法上访的现状、原因及危害进行分析,提出应从转变观念、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整合信访资源、提高政府效能、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来解决。

从“信访”到信“法”,实现维权和维稳的双赢

"上访"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截访"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信访接待部门应当做上访者的"维权指导员",而不是隔断党和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顶门杠"。解决"越级上访"的有效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实现维权和维稳的双赢。

上访行为的多元博弈与机理分析——来自北京市L镇的案例

根据一起非典型的上访事件,利用博弈模型,展示各个博弈方的利益目标和策略选择。其直接原因是村民对上访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制度。但本质上讲,上访反映了政府制度供给与农民制度需求的错位,最终使得基层政权成为制度的修补层。所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是解决农民上访的关键。

对失地农民上访问题的思考

失地农民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本文针对失地农民上访问题,通过对失地农民生活现状的分析,探寻失地农民上访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论宪政视野中的上访权——兼析《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当今中国面临的“上访洪峰”,引发了学者间对传统信访制度的存废之辩。上访权是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权的实施方式。依据当代中国国情,上访权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上访权利不容压制和废弃。

涉检上访原因实证分析及源头治理

涉法信访是指那些已经或应当由司法机关受理,或者是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转而向该级司法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请愿,而依法应当由有关司法机关处理的活动。在涉法信访中,与检察业务工作有关的涉法信访通称为涉检信访。涉检上访案件反映了检察机关各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正确处理好涉检上访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