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当得利制度与美国UNJUST ENRICHMENT之比较

不当得利制度作为债发生的原因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规范人们的利益行为、维护公平原则有重大意义。然而我国目前对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非常的单薄,因此有必要加强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和实务研究。本文试从比较我国不当得利制度与美国UNJUST ENRICHMENT的创设原理与司法实践中的相似与区别,分析我国不当得利制度。

浅析我国不当得利制度与美国unjust enrichment制度之异同

对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与美国unjust enrichment制度,从范围和构成要件进行对比,并就我国不当得利制度、无因管理制度和侵权制度与unjust enrichment制度的差异予以分析,试图以此找到完善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途径,使其最大限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当得利法释义学的建构

不当得利法始于罗马法,集大成于德国民法,旨在调整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涉及整个私法关系。中国台湾地区不当得利法继受于德国,其法释义学的建构亦主要依靠学说继受。在不当得利法的体系建构上,类型化区分非常关键。当前台湾地区通说采类型说,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大类型。前者旨在调整失败法律交易的财产变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市场私法自治密切相关。后者尤其是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旨在强化对权益的保护,有较广阔的适用领域。通过比较法学说继受、本土判例积累以及学说发展深化,建构不当得利的理论体系并使之精细化,亦是内地不当得利法发展的重要课题。

《民法典》第122条评注

《民法典》颁行后,源自《民法通则》第92条的《民法典》第122条不可再作请求权基础,宜视为定义性规定。尽管如此,本文仍从事实构成、法律效果和证明责任三个方面做一简要评释。应区分类型确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事实构成。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是给付型不当得利和侵害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积极事实构成为一方获利、因给付、无法律上原因(给付目的落空或被法律否定)。侵害型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为一方得利、因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之代价)、无法律上原因。在返还不当利益上,应以原初所获为客体,在原状返还不能或没有必要时,应折价补偿,其基准时点应为折价补偿请求权发生时。在双务合同的不当得利返还中,若返还义务人财产上决定受不当影响,则在现存利益范围内返还。否则,应全额偿还。在证明责任方面,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原告就无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侵害型不当得利的原告就专属性权益受侵害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就获益有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

侵权抑或不当得利:个人信息泄露的民事救济路径之辨

在个人信息泄露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已开始运用不当得利规则救济受害人。传统侵权救济路径下,由于损害认定的争议,受害人往往难获救济;即便引入“风险性损害”,其理论缺陷也会阻碍实践应用,包括压抑个人行为自由、混淆损害发生风险与损害扩大风险、混淆风险预防与风险损害赔偿、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等。美国判例表明,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当利用个人信息获取的收益构成“积极”不当得利;还可运用超额给付和商业机会理论,将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当克扣的安保费用认定为“消极”不当得利;其说理路径在中国具有可适用性。相比于侵权救济,不当得利救济路径具有优势:不当得利之损失的认定难度小于侵权之损害;不当得利返还数额不受填平原则和禁止得利原则的限制;发生下游显著损害时,受害人可同时请求侵权赔偿。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形灵活认定不当得利,并借鉴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在不特定受害人群体中妥善分配返还的利益。

让与债权不存在或无效时的不当得利返还关系认定

当债权让与中所让与债权不存在或无效时,债务人的给付目的决定可为其确定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主体提供判断标准。由于在债权让与中,给付受领人和合同当事人并不相同,相较于典型的三人关系如指示给付和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在规范评价层面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不宜依循“分别清算、禁止直索”的一般三人不当得利返还关系的价值判断,由债务人向让与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而是有必要结合债权让与中的特殊利益形态,例外地创设规则,赋予债务人对受让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设定不会对三方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利。

刑事责令退赔的适用困境、功能反思与制度重塑

责令退赔是刑法规定的救济被害人损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责令退赔程序在当前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这缘于学界与实务界对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缺乏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在于责令退赔的实然功能已不能满足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社会发展需求。当前的责令退赔是一种在无法追缴违法所得原物时强制犯罪行为人退赔等值财物的准不当得利衡平措施,为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应将责令退赔定位为一种尽可能利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结果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准被害人损失救济措施。为充分发挥责令退赔救济被害人损失的功能,一方面,应以涉案财物最终归属为标准,将《刑法》第64条的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分为没收与责令退赔两种,并以人民法院判决时的涉案财物存在样态为标准区分不同的执行方式;另一方面,区分责令退赔程序与没收程序,以被害人申请作为启动责令退赔程序的条件,理顺责令退赔程序与刑事责任追究程序的关系,赋予并保障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增设财产保全措施,赋予被害人不服责令退赔裁决的上诉权,并允许被害人就未足额退赔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论行政主体主张公法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进路

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行政赔偿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及公法无因管理请求权存在显著差别,具有独立存在价值,不能被其他请求权替代。在类型化视角下,行政主体以何种方式向行政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迄今尚无定论。既有法律进路多属德国法的翻版,与我国立法实践及理论实务存在较大隔阂,值得商榷。行政机关直接以行政处分的方式请求返还,有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之嫌;以一般给付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及诉讼结构显有扞格;以反向行政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现行诉讼体制机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鉴于此,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或可成为破解当前诉讼困境的有益尝试。其不仅契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本旨,还符合公私法交融的发展趋向和司法实务的裁判立场,更可借此铸造有别于德国法的本土化进路。

民法典体系下不当得利直索权之释明

对于民法典第九百八十八条构成要件之解释,应当有别于文义,不能认为成立不当得利之债后单一的无偿转让行为要件即可成立不当得利权利人对第三人的直索权。基于不得损害第三人的类推原则,在给付连锁中双重瑕疵并且都尚未支付对价的情形、法定物权移转的情形中存在类推适用本条的空间;此外,立足于中国立法体系应当对本条作出限缩性解释,在得利人因无偿转让而免除返还责任或者得利人陷入支付不能的情形下成立直索权。如此可以与民法体系下的其他制度呼应,亦真正发挥不当得利直索权的作用。

《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双务合同瑕疵后得利返还制度的体系整合与教义学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6条所规定的善意得利人得利返还是规范得利返还的一般规范,不宜直接作为双务合同瑕疵后得利返还的规范基础。双务合同瑕疵后得利返还的规范基础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第1句以及第566条第1款,前者规范合同缔约阶段的瑕疵,后者规范合同履行阶段的瑕疵,基于功能一致性考虑,二者在返还效果上应作等同处理。原物返还时,受领一方的返还包含原物、孳息以及用益;给付一方的返还包含价金以及利息、受领一方为标的物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有益费用,双方可以主张同时履行抗辩。返还不能的类型可以区分为自始返还不能以及嗣后返还不能,价额返还的范围以受领一方的对待给付为界限,计算标准原则上以交易时约定的价款为基础。免价额返还义务的情形包含三种,即给付一方违反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瑕疵、可归责于给付一方的行为导致原物返还不能、受领的标的物在给付一方仍会发生毁损灭失。

电商平台算法歧视法律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算法歧视问题上的技术性因果关系论证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体责任边界划分存在障碍,加之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用户专业技术知识的匮乏,用户在寻求法律救济方面陷入困局。电商平台算法歧视问题的解决,应当摆脱对算法黑箱领域因果关系问题的无休止讨论,将研究视角从“技术层面的因果论证”转向“事实层面的不当得利分析”,从群体视角的“责任划界”转向个体视角的“责任分配”。

关于我国票据法中的利益返还请求权问题研究——兼评《票据法》第18条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不论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存废,还是权利性质,又或是利益的返还范围,国内学者对此制度的批判和质疑不断。其中,“票据记载事项欠缺”“票据保全手续欠缺”均无法作为我国票据法上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为了使利益返还请求权具备更强的制度价值,应厘清该项请求权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不能将其评价为不当得利之债权,而应将该项请求权界定为我国票据法上的特别法定权利。同时,在承认现行票据法之利益返还范围的前提下,原则上应当将相应的利息和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所支出的费用排除在返还范围之外。为平衡公平与效率,有必要维护我国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但应做适当修正以消除体系上的矛盾。

公司关联关系主体信义义务的衡平规则解析

公司关联关系主体的信义义务源自于信义法。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驱动着公司法的发展,特别是对公司关联关系主体的信义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义义务的功能之一是遏制公司关联关系主体榨取公司潜在价值的交易行为,为公司治理确立了道德规范,也为阻却公司关联关系主体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路径选择。不当得利这一教义规则在商法领域,是针对公司机会主义及其类似问题构建的强制性信义义务和法律推定的命令与禁止的规则体系。这是公司关联关系主体信义义务属于衡平规则的理性法律论证。

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以《民法典》第987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987条是关于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的规定。第987条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虽无实质变化,但其中的细微改动值得推敲。第987条旨在更大幅度地去除恶意得利的冗余,践行不当得利制度的衡平理念。第987条是一种任意性规范,这种规范属性与恶意得利人返还义务的表述并不冲突,而且条文与《民法典》第122条、第986条存在密切联系。恶意得利的成立,不仅需满足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还要从产生时间和内心状态两个方面满足恶意的成立条件。在恶意得利的法律效果上,恶意得利人应当返还其取得的全部利益,而且第987条的“赔偿损失”是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的特别化。举证分配上,得利人要对所受利益的法律依据进行举证,否则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折价补偿的法律性质

学界少有以折价补偿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仅在研究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后果或研究不当得利、恢复原状时把折价补偿解释为不当得利和恢复原状,但这种理解与《民法典》的规定有较大差异。为了厘清折价补偿的法律属性,在梳理学界对折价补偿法律属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采用法教义学的方法,对折价补偿的法律属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当得利理论和恢复原状理论无法解释折价补偿,折价补偿制度是返还财产制度二级科目返还价值制度里与适当补偿、合理补偿、返还价差制度并列的一个返还制度。折价补偿的特征是原财产在本项交易发生时价值的等额返还,不考虑过错。因此,文章提出要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果的规则体系理解折价补偿制度,否则过错因素会干扰对折价补偿的理解。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它请求权的竞合研究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作为一项债权请求权与民法上的其它请求权共同构筑起民法的请求权系统,各项请求权要素按一定结构,在互动协调中实现民法的整体规范功能。囿于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实质上和形式上以及与其它请求权关系的不当定位,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展示,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法整体功能的实现。本文在民法请求权系统的构架中探讨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合同上的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的互动协调关系,力求建构起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它请求权的竞合结构。

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当得利规则——侵权法与不当得利法在无权处分案件中的效率性比较

在发生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德国法与美国法均要求无权处分人将处分所得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权利人。这一规则的正当性既不能用法经济学传统的结果导向进路加以解释,也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无直接关联,而毋宁在于对针对标的物的交易获利机会的权属进行分配,尤其是对小概率获利增加机会的权属实现清晰化。相比之下,侵权损害赔偿规则通常只能针对不超过客观市价的交易获利机会实现权属分配,而无法处理小概率获利增加机会的权属不清晰和租值耗散问题。

论不当得利要件的重构——兼评不当得利请求权与相关请求权竞合

由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欠缺清晰化,在理论上导致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之债、违约得利之债难以区分,并使得不当得利之债的请求权和物权的返还请求权、侵权之债的请求权产生竞合,也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制度的滥用,或是由于适用结果将违反法律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而不敢适用。因此,应该从不当得利制度的物权变动理论基础视角分别对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物权变动原因进行分析,重新构建其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