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背景下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检视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包括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案件积压,给民族地区社会团结与和谐稳定的局势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应当发挥非诉解决机制的作用来分流案件和及时化解冲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自力救济机制存在失序与无效现象,社会救济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及政策支持,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民事纠纷上不具有终局性导致作用范围有限等,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该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法理分析等方法,对非诉解决机制的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强化自行协商和解的效力、健全调解与仲裁制度、扩大行政救济机制作用范围等,从而更好发挥非诉解决机制在分流化解纠纷、减少法院案件数量、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平安稳定方面的功效,通过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水平,助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与非遗创新人才质量提升互嵌共建的功能阐释——以陇南民族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和非遗创新人才质量提升是两个密切关联的板块,可以耦合的方式和螺旋共促的系统进行互嵌。就陇南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来看,互嵌侧重于非遗创新人才质量的提升。双方互嵌可改善乡村发展的结构进路,促动各类各层次产业的形成和兴旺,激活生态链条。陇南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中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文化滋养为非遗创新人才质量提升创造契机,还可为其构筑必要的社会平台和群众基础以扩大影响。陇南民族地区非遗文化丰富,但也存在着许多现实梗阻,以非遗创新人才质量的提升为契入点,形成战略引擎,弘扬民族非遗文化,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可为乡村振兴赋能,破梗向前。

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我国农村经济非农化引起的思考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农业、农村的内涵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农村经济非农化是城乡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农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中城市工商业人口的集中,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也是城乡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势利导推进农村经济非农化,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村经济非农化有个度,即不是要把农业化掉,而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农村经济非农化,不是建立在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而是以发展农村经济为目标,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指针,以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为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乡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和土壤。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该文以浙江省“非遗+”为例,总结浙江良好的政策环境下非遗发展情况和特点,深挖乡村文化资源,激活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创新、文化自信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助力。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强度越大和宗族多样性越高都显著不利于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未婚女性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生育阶段女性的影响显著强于非生育阶段女性。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显著降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概率,而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无显著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证明了宗族文化通过影响生育行为、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分工进而制约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还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地点。结果显示,宗族文化虽然不利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但对于已实现非农就业的女性而言,宗族文化有利于其跨县就业和跨省就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文化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

随迁与留守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和“大五人格”法构建中国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框架,运用OLS回归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模型,将随迁与留守儿童两类群体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分析随迁与留守两种方式对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迁对农村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存在正向影响,随迁儿童年在严谨性、开放性、顺同性等五个维度非认知能力均比留守儿童高。(2)随迁对农村儿童的顺同性(0.172)和外向性(0.176)的影响更加明显。(3)与非独生子女相比,随迁独生子女的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和顺同性较高,而留守独生子女的严谨性、情绪稳定性、顺同性和外向性均比较低。城市的学校应扩容增位接纳随迁儿童,此外要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情感支持。

县域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与乡村人口空心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亟需研究其演变机制和管控措施。基于1990、2000、2010和2020年四期土地覆盖数据和农业劳动力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县域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非农化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存在围绕中心城市高值集聚的态势。非粮化则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倾向,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县域非粮化程度较高。研究期内非农化和非粮化呈整体加剧趋势,乡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显著提升。(2)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之间呈现较强耦合作用,失调区域逐渐扩大。(3)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并逐渐增强。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上游地区且数量逐渐减少,低值集聚区分布相对分散。(4)非农化、非粮化和乡村人口空心化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时空动态特征,但县域及其邻域协同变动的比例较高,表明具有较强的局域整合性。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村镇建筑震害调查与分析

积石山地震对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房屋建筑造成了严重破坏。调查了地震烈度7度和8度地区的11个调查点的村镇建筑震害。震害调查表明:地震灾区主要为乡镇和农村地区,房屋结构类型主要为土木、砖木和未设防砖混结构;在烈度8度地区,土木结构房屋主要表现为严重破坏或倒塌破坏,砖木结构和未设防砖混结构房屋主要表现为中等破坏和严重破坏,设防砖混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主要表现为轻微破坏和中等破坏;在烈度7度地区,土木结构房屋以中等破坏为主,砖木结构和未设防砖混结构房屋以轻微破坏和中等破坏为主,设防砖混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以轻微破坏和基本完好为主。此次地震震害较同级别地震偏重,与震区复杂地形、地震动峰值放大效应、建筑砌筑质量差和结构受力不合理等因素相关。建议进一步开展复杂地形场地放大效应及频谱影响研究,重视建筑非结构构件抗震宣传与实用技术研发。

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考察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选取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纳入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工具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利用静态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动态面板广义矩回归模型,研究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机理研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2)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资本积累水平、居民消费水平、高质量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3)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由弱逐渐变强再弱化的趋势,相较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在东、中部地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同时,促进金融创新、缓解金融约束,推进共同富裕、提振消费信心,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保障人才供给。

严慈相济:家庭教养方式与城乡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

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以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而了解城乡家庭教养现状与预测改进效果是基础环节。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城乡家长在“严”教养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乡村家长的“慈”教养比例显著低于城市。严慈相济的教养方式能显著促进城乡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而乡村家庭教养方式中重“严”轻“慈”是引起乡村儿童非认知能力低于城市的重要原因。预测乡村家长“慈”教养比例提升至城市均值水平,城乡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五个维度——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与尽责性的差距将依次缩小31.58%、40.40%、47.67%、30.00%和74.19%。未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需定向发力,关注城乡差异现状,助益乡村地区家长构建严慈相济的教养理念,促进儿童人格健全发展。

太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现状与前景研究

分析了太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现状、调查方法、治理技术及过往的环境管理经验,指出近年来的治污工作虽然有效控制了城镇点源污染,但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面源污染的治理效果仍然不佳。基于太湖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在技术层面已经形成的以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净化乡村生活污水、以径流截污工程治理暴雨径流污染、以源头减排和污染截留技术治理农业生产污染的系统化体系,提出了将面源污染治理与农村产业优化、基建升级、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湿地推广等目标相结合,在多要素协同/权衡的思路下加强环境治理技术与政治经济领域融合等研究展望。

重庆典型县域城乡非农就业指数测度研究

非农就业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保障,也是乡村产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内容。该领域已有相应研究,但在就业岗位与人口的定量关系、城乡多级分异特征、产业驱动机制等方面仍需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POI信息点及大数据分析方法,定量识别城乡多级空间,构建非农就业指数算法。以重庆典型县域为例,定量测度城乡多级空间非农就业岗位与常住人口的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指数能够可靠表征非农就业岗位供给与常住人口的空间匹配关系;(2)非农就业指数存在城乡多级分异特征,表现为场镇>城乡结合部>城市核心>乡村;(3)非农就业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响应程度存在城乡多级界限,其中城市核心响应程度最强,乡村响应程度最低;(4)工业园与景区的布局对邻近区域的非农就业存在正向驱动,助力区域形成:就业环境再改善-生活环境再改善的内生双循环驱动模式,推动城乡空间正向重构。结论为引导县域城乡非农产业发展与人口空间适配,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

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考虑非农转移的异质性,因而无法解释中国“迁移谜题”。文章通过构建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将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同时纳入理论分析,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进行再解释,并增强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分析结果表明,缩小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均产出差距要求农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如果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由非永久性转移演变为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的增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进一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两部门均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长期中,“迁移谜题”可能会因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消失,因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逐步在城镇寻求充分就业而完成永久性转移。最后,本文提供了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相关的若干特征事实以及政策建议。

岩溶山区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研究选取岩溶山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区,分析其2017年、2019年和2021年三个时间段的耕地非粮化情况.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和冷热点分析,揭示了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的演化,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耕地非粮化整体呈增强趋势,但最大非粮化率下降了4.71%,空间上表现为西北—中部—西南的聚集特征;2)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的局部聚集差异明显.研究期间全局变化稳定,局部变化显著,热点逐年减少,冷点先减后增;3)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非粮化正相关,而人口密度、肉类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与非粮化率负相关.

新媒体助推青岛乡村非遗产品创新与推广研究

深入挖掘青岛乡村非遗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青岛故事”,为非遗产品打造齐鲁样板。本文从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研究了新媒体助推青岛乡村非遗产品创新与推广的可能性,重要性和价值,分析了青岛乡村非遗文创产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非遗文化体系,打造具有青岛特色的非遗文创品牌和IP,开发IP周边,以及利用新媒体展开线上线下推广的策略,从而能够实现青岛乡村非遗产品的创新与推广。

从“闯入”到“融入”:乡村异乡教师角色适应的困境及纾解

随着教师聘任制度的不断完善,乡村异乡教师逐渐成为乡村教师队伍中的新兴力量,而乡村异乡教师的角色适应问题是困扰其专业成长的主要问题。研究基于组织社会化理论视角,分析了乡村异乡教师在身份转换抉择时面临的诸多角色适应的问题。研究发现,在预期社会化阶段主要面临自我认同感的矛盾,转变阶段主要受限于自我价值无法体现的难点,融入阶段主要应对自我难以实现的困境。优化异乡教师工作环境,缩小不同阶段角色适应的隔阂;建立职前实训基地,缓解异乡教师角色适应过程的心理落差;强化情感联结,营造异乡教师良好的角色适应心理氛围,从而促使乡村异乡教师从“闯入”到“融入”,更好地投入乡村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