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关于丁汝昌自尽的问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劝降书》中的巧妙预设,还是中日双方臧否不一的两极认识,也无论是研究者们动用的古今中外标准,抑或史学爱好者凭心情勾画出的丁军门像,都未能完全贴近丁汝昌自决前的心理活动和决绝一念。爬疏原始史料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客观面对和解释新旧时代遭遇后东亚军政人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实效性,或有补益。

论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制标准认定

符合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制是自动投案成立的前提和关键,但是目前理论界对于自动投案时间的限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部分满足法律规定的行为却不符合自动投案的实质,有必要确立一个自动投案时限的实质性标准来填补理论上的空缺。当前,法律规定中的归案标准无法穷尽所有情形,也忽视了抓捕行为对自由意志的影响,致使自动投案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引入控制的概念对归案标准进行明确,以司法机关宣告实施控制作为时限的补充,提出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制标准。

曾巩之孙曾[旦心]降金事迹考述

曾[旦心]是曾巩长子曾绾第三子,两宋之际任杭州余杭令。建炎三年,他面对金人入侵弃城投降。受此影响,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过去的文献记载及今人研究多有忽略,致使人们至今对曾巩这位孙子的一生及其降金一事模糊不清。有鉴于此,研究结合正史、墓志、族谱、方志等文献,对曾个人及家庭情况、曾[旦心]降金始末及影响、降金之后的曾[旦心]及其遭遇等进行探究,旨在略补曾氏家族研究之空白的同时,能从曾降金事件中获得一些对现实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论自首中影响“如实供述”成立的六大实务问题

自首作为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情节,事关当事人受到司法裁量时能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其成立条件不够具象化,导致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是否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对“如实供述”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何时如实供述、如实供述的边界、自我辩解行为、翻供后再如实供述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况且不同的司法机关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实务中更应当遵照立法目的,以体系解释明晰“如实供述”的认定逻辑。

走私普通货物罪单位自首问题研究——以北京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为例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是自首的两个必备条件。在虚假申报类单位走私普通货物案中的自首认定过程中,主要对自动投案存在一定争议。单位犯罪的二元关系模型,对于准确走私犯罪中的单位自首和个人自首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单位走私犯罪中单位与自然人的二元定罪量刑模式、单位走私犯罪中单位和个人自动投案的分离认定、单位走私犯罪中主管人员自首推定单位自首三个方面,分析走私普通货物罪单位自首的若干疑难问题,从而准确认定自首,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行贿犯罪从严查处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

作为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当下存在的“轻行贿、重受贿”现象的纠偏,借助于社会各界对受贿犯罪惩治已有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行贿犯罪惩治的关注度,强调对行贿犯罪予以从严查处。在立法层面,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查处,并不意味着提升行贿罪的惩罚力度,而是通过对行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修改和降低入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将更多的行贿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犯罪的处罚范围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采取对称模式;对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处罚过严的问题做出趋宽的调整;在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当采取不对称模式,即考虑到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及刑事政策差异,行贿罪的刑罚严厉程度理应低于受贿罪。

宋元之际名将刘整反宋降蒙的原因探讨——以南宋政治生态为中心

关于刘整降附的原因,专门探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刘整降附事件是从事宋史尤其是南宋史、宋蒙(元)战争史(或称宋元关系史)以及四川地方史等领域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刘整反宋降蒙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与当时的南宋权臣贾似道、将领吕文德、俞兴等人发生矛盾,导致其在恶化的南宋政治关系格局当中的处境愈加艰难。贾似道主政以后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在地方军事防御区的将领和军队中推行“打算法”,即审查驻边大将和阃帅的军费开支问题,并追缴赃款。这一举措使得刘整更加惶恐,导致其最终选择降附蒙古。在南宋末年恶劣的政治生态下,刘整的反宋降蒙之举是不可避免的。

监察法与刑法从宽规定的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法出台后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而言具有新的独特内涵,具体表现为超越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范畴的“主动认罪认罚+四种从宽情节”,其中监察法中的从宽新规定与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的衔接也成为突出问题。《监察法》第31条与刑法自首、坦白、立功以及特别从宽规定存在规范上的非一致性,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定位,需要通过刑法修正及相关司法解释给予精确化、科学化的认定,从而保证监察法与刑法在从宽规定方面达到协调一致与规范运行。

论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

刑事传唤作为一种侦查机关针对所锁定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与讯问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从而侦破案件。刑事传唤不是刑事强制措施,不具有强制性。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在于对刑事传唤形式要件的忽略与对刑事传唤法律属性的错误理解。对刑事传唤的自首认定应采取统一的思考模式,以肯定说为基础。经刑事传唤到案后的自首认定,应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与投案的“自动性”进行分析。“放弃自由理论”可以作为自首法定减免刑事责任事由的根据。对于经传唤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应评价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若能如实供述自身犯罪行为,则可以认定为自首。

“主动投案”规范化:理念、制度与适用

作为我国纪检监察制度中的一项具体机制,“主动投案”问题覆盖纪律处分、政务处分和刑罚处罚三大责任体系。在“主动投案潮”日趋明显的时代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中主动投案认定与适用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成为纪检监察制度和刑事司法制度中值得重视和亟待研究的论题,其逻辑性地包括理念、制度与适用三个层面。基于党员和公民两种身份,主动投案减免责任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忠诚与宽恕”的政治伦理和“悔悟与激励”的法治理念。在此理念指导下,主动投案的制度完善与司法适用方可实现政治性原则和法治化原则。主动投案的制度完善方向,大体包括规范性文件的体系化和成立范围的限缩化两个方面。主动投案涉自首的司法适用应确立贯通纪法/法法原则、贯彻刑事法治原则和注重政治效果原则,重点解决主动投案转化为自动投案、主动投案后是否如实供述罪行、主动投案涉自首的从宽处罚幅度三方面问题。

金末武将叛金降蒙问题探析

金元易代之际,许多金朝武将出于自愿或为形势所迫,在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了叛金降蒙。蒙古对这些降将一方面采取了大胆任用的态度,实行优抚措施,另一方面又对叛金降蒙武将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面对众多武将叛降蒙古的严峻形势,金朝也逐渐转变自己的政策,开始招徕降将,但效果并不明显。金朝疆土日蹙,国势益衰,败局已无法挽回。

沈惟敬“东行”与明日朝交涉——以万历二十一年的《沈惟敬书帖》为线索

《沈惟敬书帖》是一份珍贵的域外汉籍文书史料。其文虽短,但却涵盖着相当准确而丰富的历史信息。以该书帖为线索,通过对其文本的分析以及所涉史事的考证,可以近乎完整地还原明朝与朝鲜、日本在万历二十一、二年间的一次重要交涉活动。明使沈惟敬在这次交涉活动中“东行”远赴釜山向日方索要丰臣秀吉降表,途中以此帖向朝方索求好马、通事、陪臣,但收效甚微。沈惟敬拿到丰臣秀吉降表后,朝方又向明朝力主“假表”之说。降表曾经被一度留置于辽阳,最后因为明朝重开对日交涉而被传送入京,对明朝最终做出册封丰臣秀吉决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之厚也”:宋初降王待遇考

在征服地方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亡国政权君主成为北宋皇帝亟待解决的问题。宋初降王的生命安全基本被保障,除李煜因个人言行被宋太宗戕害致死外,其余七位降王都得以善终。降王归顺后丧失了君王身份,其人身自由虽然受到限制,但仍享有远高于常人的政治待遇。降王能够保留的原有财产数量多寡与他们的归顺方式息息相关。降王不仅可以凭借自身官职领取俸禄,而且受到皇帝额外的物质照顾,大部分降王归宋后比较富有。北宋优处降王,彰显了天水一朝宽厚的社会风气。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群体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深圳特区2005-2011年企业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养老保险退保群体特征因素进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退保群体的性别、年龄、保险意识、收入水平、户口、劳动合同属性、行业类型等有显著差异。2009年国务院颁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后,退保显著减少。

自首制度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基于《刑事审判参考》28个示范案例的实证分析

案例的实证分析能够检验和深化理论研究,能够突出司法认定的难点并提供参照的释疑思路。对《刑事审判参考》28个自首案例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自首的本质是犯罪人主动提请司法机关追诉,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功利价值和给与罪犯亲友的人文关怀价值。自首成立要件中必须包含接受审查裁判的要素,二要件和三要件没有本质差异。主动性的理解偏重分析行为人有没有主动投案的可能性,并不是局限于"未被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狭义理解。供述自己罪行的认定服务于实体法意义的定罪量刑,主要犯罪事实就是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加重处罚的构成要件事实。亲友介入的非典型自首认定依赖对自首本质的领会。

稀疏过程下退保相依多险种风险模型的破产概率

随着保险业务种类的多样化,用单一险种来描述风险过程就显得不够,因此建立多险种的风险模型就尤为必要。考虑到保费收取的随机性和退保风险的可能性,建立了保费收取和理赔次数均为泊松过程、退保为基于保费收取的q-稀疏过程的多险种随机风险模型,通过分析盈余过程的性质,得到最终破产概率的表达式和破产概率上界的Lundberg不等式。

一类带干扰的多险种风险模型

在经典带干扰模型的基础上,假定保费收取、个体退保以及理赔过程均为二项过程,建立一种含干扰项的多险种复合二项风险模型.利用收敛定理和鞅分析方法对保险公司风险模型进行研究,得出该模型的破产概率表达式及Lundberg不等式.

多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定价模型

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价格受死亡、退保、最小保证利率、年度分红和终了分红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与一般分红寿险合同相比,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存在终了分红权,现有研究鲜有建立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终了分红权定价模型,以确定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价值.为此,文章把传统精算定价理论与金融未定权益估值理论相结合,分4个步骤建立了多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合同的公允定价模型和终了分红权的定价模型,并分析了死亡率、最小保证利率、年度分红率、终了分红率和退保因素等对终了分红权的影响,给出了不同影响因素下累积分红寿险的年均衡保费.通过蒙特卡罗方法对定价模型进行了模拟计算,并与传统的定价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终了分红权的价值要高于退保权,终了分红的存在抑制了退保;随着死亡率、最小保证利率、终了分红利率的上升,无风险利率、年度分红率、资产波动率的下降,终了分红的价值呈现增加的趋势.

关于“生态林”界定标准的一点思考

通过对原料林基地建设项目内容的分析 ,认为对“生态林”的界定标准 ,不能仅仅依据树木种类 ,还应考虑栽种的目的 ,这一观点在退耕还林的实际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