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北方言谚语的语言特色

陕北方言谚语是陕北人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生动地再现了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陕北人民豁达的天性和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表现了陕北普通民众的语言艺术创造力,文章在方言学的视角下,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个方面对陕北方言谚语进行考察和分析,揭示其语言特色。

豫北晋语方言区乡土建筑地域特征研究

本文以豫北晋语方言区乡土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宅屋、院落、聚落三个层面研究其地域特征,主要得出三点结论。首先,乡土建筑形式既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济源悬山顶房、焦作山地囤顶房、安阳石板房3种民居类型,同时受人文环境影响,形成焦作、新乡硬山顶和鹤壁平顶房两种民居类型。其次,院落形式与风土环境相有关,形成以济源宽院、安阳横向宽院。最后,聚落主要有山地寨堡、平原寨堡、商道聚落等形式,乡土建筑类型丰富,地域特征及其成因与风土环境、多元文化密切相关。

元白话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元白话表现出独特的语言接触面貌。目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学界对其研究可以说表现为从断代的静态描写到历时的动态描写,从文献的混同分析到分类对照考察,且逐渐兼顾汉语本身演变规律和语言融合因素的双重影响。不过研究成果虽多,但也存在研究广度欠缺、研究视域狭窄,对内在机制动因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站在长城地带北方话语言接触底层研究的视角上,认为“汉儿言语”并非某个朝代所独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递变,在长城内外已构成“汉儿言语联盟”。站在北方话发展历史的角度观照“汉儿言语”“辽代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满式汉语”等均是其不同时代的变体。理清这一汉语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基础方言的演变、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皖北方言的动量范畴

“量”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视角,当人们将“量”的认知投射到语言中,便形成了量范畴,即“量”的语法语义范畴。“动量范畴”是把“动作量”的语法意义等加以归类而得出的类名。文章用田野调查、共时比较等方法和“有界”“无界”等理论,对皖北方言的“动量词语”和“副词+V”构式进行描写分析,指出了它们在语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不同用法及特点。

北方方言中的“着上[t■α■]”

表示“添加/放(入)”义的常用动词在一些官话方言中读[t■α■]一类的音,部分方言中“[t■α■]”还有工具格介词、处置式标记的用法,相当于“凭借/用”“把”“让/叫/使”等。关于“[t■α■]”的本字和演变问题,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结合方言和文献语料,对“[t■α■]”的语音、语义(功能)等进行描写,分析以往学者认定的本字“掌、长、着”等的音义和功能,在此基础上论证“[t■α■]”更可能是“着上”的合音。

皖北方言的重叠量及与陕西方言的比较

在调查、比较等基础上,从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四个方面对皖北方言的重叠量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分析,并从语义、句法等方面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另外,从共时层面对皖北方言与陕西方言的重叠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它们的异同。

泰国北部云南方言特征词研究

泰国北部的云南方言属于一种跨境语言,但保留了许多从国内流传下来的核心词汇,同时也汇集了泰北华人在不同时期因语言文化接触和创新而产生的特殊词汇。通过对泰北云南方言特征词进行代际、词类、语音、义类的共时分布及传承词、变异、创新等方面的历时考察,证明当地云南人对祖籍方言的认同态度,彰显了海外汉语方言的根,同时反映了语言的变化发展是经过长时间的变异和整合过程完成的。

泰国北部“云南人”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在长期融入泰国社会过程中形成了多语语言生活。通过调查清莱府皇太后县辉鹏华人村不同语言态度、语言实践,考察泰北云南人对母语云南方言的代际差异。调查结果表明:泰北云南人的云南汉语方言语言态度制约语言使用,云南方言使用及能力保持良好,但云南方言能力在普通话、泰语竞争下呈代际衰减趋势。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近代汉语疑难词“谷树皮”考

长期以来,围绕武大郎的"谷树皮"形成了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文章深入研究文本,对各种解说详加列举和分析,结合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证明武大郎是一个"垂体性侏儒"形象。重点勾稽大量北方方言实证,按照"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的训诂方法,证明"谷树"即现代北方方言双音词的同词音变形式之一;其形容词义用以修饰皮肤时,意义用法与"鼓搐"、"骨搐"、"枯出"、"枯搐"、"鼓皱"、"枯树"等无异。对其构词理据及其源流先后问题亦略作拟测。

陕北方言的特点分析——陕北人学英语的障碍及解决途径研究之一

陕北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地理环境复杂、部分县区在历史上人口迁徙频繁 ,形成了陕北方言种类多。

论陕北方言在陕北民歌中的作用

陕北民歌依附于陕北方言,陕北方言于陕北民歌有着重要的作用。陕北方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使陕北民歌的演唱呈现出独特的魅力;而土色土香的陕北方言词汇大大增强了陕北民歌的表现力;另外陕北方言词法运用的一些特点,让陕北民歌生动而充满情趣。

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兼论切韵日母的音值及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

本文以136处客家话系统性语料的穷尽考察为基础,讨论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并进一步构拟客家话古日母的原始形式,最后对切韵日母的音值和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做一些讨论,指出粤语、客家话晚近发生的日母弱化音变正是北方方言曾经发生的音变。

中国北方汉语族群汉族成人的体型

目的探讨我国境内汉语方言族群中甘肃、河北、河南、辽宁和陕西5省汉族成人的体型特征及不同汉语方言区汉族成人的体型差异。方法按照人体测量方法,测量来自甘肃、河北、河南、辽宁和陕西5省共计6201名(男3075名,女3126名)调查对象的身高、体重、小腿围等10项指标,并应用Heath-Carter体型评价法进行体型判定。结果甘肃省、河北省男性体型以偏内胚层的中胚层型为主,河南省、陕西省男性的体型以偏中胚层的内胚层型为主,辽宁省男性以内胚层-中胚层均衡型为主;5省汉族女性的体型均以偏中胚层的内胚层型为主。结论北方汉语方言族群汉族成人具有北亚类型族群的体质特征,北方汉语方言区的3个次方言区的汉族群体已呈现出一定的体型差异,但不同区域的汉族群体仍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鼻音韵尾脱落现象考察

首先考察了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中鼻音韵尾脱落现象的分布、特点,然后指出,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之间共同存在的鼻音韵尾脱落现象不是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而是其自身语言特点的保留,这为我们推测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之间的密切联系再次提供了语言事实。

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与北方官话间的关系

北方方言的入声一般都有规律地归到其他的舒声调,但北京话是个例外。在北京话中,清声母入声字好象毫无规律地派到四个舒声,无法跟其它方言对应,而造成尤其是南方方言使用者学习上莫大的困难。本文以历史音变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说明北京话的清入字在一定程度上,归并的其它声调是有规律的,但是也受到邻近方言的影响。同时也指出,北京话入声字的演变跟其它北方方言有根本上的差别,《中原音韵》不是北京话的祖语。

北方方言中表可能的“了”的历时演变

在普通话里,可能补语的肯定式用[V得C]的形式来表现,可能补语的标志"得"放在[VC]之间。而北方方言里可能补语肯定式大部分用{VC了}的形式,可能补语的标志是"了",放在[VC]之后。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探讨北方方言里可能补语的标记"了"的语法化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VC了}的歧义问题,能够对北方方言中的可能补语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吴语和闽语中的“动叠+补”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考察

汉语中的“动叠+补”结构包含“动叠1(量增)+补”和“动叠2(量减)+补”两类。现代北方话不存在“动叠+补”结构;闽语只有“动叠1(量增)+补”;吴语两者兼有,且异类同形;普通话中有少量“动叠2(量减)+补”现象,目前尚为熟语性质,在使用上有诸多限制。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指示代词及其来源

陕北晋语黄河沿岸方言一般有两套以上的指示代词 ,其形式、意义和用法存在细微的差异 ,有比较复杂的变读 ;吴堡、清涧等的“那”、“兀”和“这”并不构成三分关系 ;吴堡、佳县等表性状的“底 /ti 3 3 类词”是近代汉语“底、这底、兀底 /那底”演化的结果 ,其中的“兀”可能来源于“阿堵”的“阿”并同“个”

皖北方言的动词重叠式“VV的”

皖北方言"VV的"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普通话"VV的"句法表现。"VV的"中的"的"必不可少,"VV的"不能变换为"V一下(一会儿)",不带宾语,重叠形式的第二个音节不轻读,可以前加"别"或"没有"进行否定,不用于非现实情态,具有很低的及物性。"VV的"的基本语法意义是侧重动作行为的持续、反复,凸显动作行为的进行是其派生语法意义。除此之外,"VV的"具有生动性。"VV的"的某些句法特征与现有的关于汉语南北方言动词重叠的有关概括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