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中的宣传战

北伐军出师后节节获胜,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为了动员民众,北伐宣传队运用了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其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未必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在大势所趋下,北方也仿效南方设立宣传机构,开始反赤宣传,其初期亦取得相当效果,但后来则逐渐偃旗息鼓。实际上,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民众,他们体认更多的是交战双方的所作所为,而绝非仅是宣传本身。

南京粤军阵亡将士墓九十年祭

民国元年广东北伐军为主体的东线北伐的胜利,对于捍卫南京临时政府、促使清帝退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是南京粤军阵亡将士墓建墓90周年。为了存史,本文就粤军的兴建、征战、墓冢、勋绩,分别作了考证,藉以缅怀革命先烈。

论国民党北伐军事战略

从1917年到1928年,国民党相继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孙中山领导的前三次北伐因条件欠缺而未能成功,但他的作战经验和奋斗精神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领导的后三次北伐因条件成熟,指挥得当,逐步取得了胜利,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是称职的。经过十几年的北伐军事实践,国民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面创造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包括注重组织力量,实行正确的作战方针,选定正确的作战方向等。

论北满东北抗联各军1938年西征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1938年北满地区以抗联第三、六军为主体的抗联部队西征,历时半年的时间,历经残酷的战争环境,终于跳出了敌人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设下的包围圈,使日伪军"聚歼"抗日联军的阴谋计划破产。抗联部队实现了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战略性转移的计划,达到了保存北满的党政干部和抗联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的目的。为后来在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抗联西征结束后,抗联部队在北满省委的领导下,发动与依靠群众,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在北满西部开展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平原游击战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是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史的重要篇章。

北伐军兴 八桂子弟成“钢军”——广西子弟兵在北伐战争中的突出贡献

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来临,八桂子弟兵演绎了光荣的北伐历程,被誉为北伐"钢军"。新桂系为促成北伐,对广州国民政府进行了积极而主动的斡旋。北伐军兴,八桂首举义兵入湘告捷,当居首功;从长沙直捣武昌,攻城略地,八桂子弟勇冠三军;八桂子弟入赣"三连捷"并大破孙传芳劲旅,使孙传芳一举歼灭北伐军的西进战略成为泡影。

北伐战争时期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以江苏省为中心

北伐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通过党的系统逐步渗透基层社会,建设新政权与打倒旧势力同时并举,中国基层社会政治格局从军绅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但1927年的清党事件阻断了这一进路,国民党的右转标志其革命性衰减,与传统势力的"握手言和"导致南京国民政府重返军绅政治的旧轨。

北伐前夕国民军与西北军政格局的演变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虽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但也只能在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和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势力之间,采取"均势"政策来维系弱势的中央政权。国民军在奉系张作霖的强势挤压之下退居西北,国民军的西进不仅对沉寂的西北军政格局作了重新整合,也使冯玉祥一向主张的"大西北主义"得以实现。南口战役失败以后,国民军全军被迫西退,但以此为基地,冯玉祥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后,稳定了西北政局,从此国民军在西北迅速崛起,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论宋太宗两次北伐中的军粮供应困境

宋太宗对辽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两次北伐中,军粮需求量大、百姓不堪重负;幽州及其周边遭遇兵燹,军粮供给受限;军粮征调地域较广、转输难度大。以上军粮供应的困境限制了宋军的军事行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宋太宗两次北伐的失败。

北伐战争中蚌埠会战胜利的原因及影响

1927年的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国内形势极其复杂。在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后,内部风云突变,国共发生分裂,国民党内派系争斗也日益加剧,安国军有南下攻击国民革命军,进而统一全国的势头。在此危难时刻,国民革命军决定继续北伐,发动蚌埠会战,以期稳定局势。经过20多天的战斗,国民革命军取得了蚌埠会战的胜利,歼灭了孙传芳主力,为北伐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北洋裂变与政治革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军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内容主要涉及北京政变与国民军的建立、中共与国民军的关系、共产国际与国民军关系、国民军与北方战场、国民军在西北的军政活动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军研究成果做以比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推动学术界对国民军研究的深化、拓展和提高。

北伐前后地方军阀的生存状态——以豫西镇嵩军为例

镇嵩军是河南近代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北伐前后,镇嵩军先后依附于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为抢夺地盘,镇嵩军与国民军发生胡憨战争、西安之战。吴佩孚与冯玉祥先后对镇嵩军施以改造,使之成为正规化部队。北伐军兴,面对生存问题,镇嵩军不得不依附于冯玉祥,参加北伐战争。镇嵩军的政治投机活动,始终是出于政治生存与总体利益需要,并无政治信仰可言。在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时期,刘镇华弃冯投蒋,使镇嵩军得以保存实力。

孙中山北伐时期的粤北地方社会

1922年和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在韶关督师北伐,此时的粤北地区,由于民初以来各方力量的激烈争夺造成“权力真空”,实际处在以商会、商团和民团等民间组织和武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中。北伐期间,粤北地方社会对孙中山表现出总体支持但又反复的态度,反映出地方社会的“自治”利益与国家政权统一要求之间的矛盾。1925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发展,粤北地方社会的“自治”权益日渐丧失,变为国民党控制下的地方政治工具。

黔军在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贵州参加护国战争 ,特别是黔军不断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对于打倒袁世凯、避免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加强人民的民主共和观念 ,起了积极作用。在护法运动。

李兆麟领导北满抗联部队西征

在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有一次艰苦的战略转移,即李兆麟领导的北满抗联部队西征行动。它对粉碎日伪当局对北满抗联部队的围剿和讨伐,保存北满抗联各军主力,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西征的原因、西征的过程、西征的艰难以及西征路上诞生《露营之歌》等方面谈了笔者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

192 5— 1 92 7年 ,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 ,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中外反动派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 ,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 ,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的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

北伐战争时期的柏文蔚与蒋介石——以台北“国史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柏文蔚组建第33军既支持又干预,但支持是主要的。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柏文蔚因提议被拒而中途离会并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合肥被北洋直鲁军围困时,柏文蔚固守此地,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嘉奖。在鲁南滕县、临城的拉锯战和反攻徐州的战役中,柏文蔚与蒋介石之间的嫌隙逐步加深并最终公开化。此后,为结束宁汉对立,柏文蔚电催蒋介石离职下野而招蒋嫉恨,被其撤去军长一职;为了结束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出现的混乱局面并完成北伐,柏文蔚又积极拥护其复职。北伐战争时期柏文蔚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矛盾复杂,放任与制约,默契与分歧,拥戴与反对,多重交叉,对北伐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伐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兵站补给体系

自黄埔建军伊始,国民党军队即对军队后勤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1926至1928年北伐期间,国民党军队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兵站补给体系,并根据军事进展和战局的演变不断调适。虽然国民党军队兵站业务筹办过程中仍面临人员专业素质低、经费短缺、部门协作不畅等问题和挑战,在兵站的实际运转中补济迟滞、物资短少等现象亦是不一而足,但其能够适时检讨问题并力求改进。兵站系统的统筹与运作,大体保证了国民党军队战时弹药、军粮等重要军需物资的补给,是北伐战争迅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从国民革命军的布告看贺龙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为消灭奉糸军阀张作霖在长江以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举行第二次北伐。贺龙作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的师长,奉命率部北上。他沿途张贴布告,揭露奉糸军阀的罪恶,宣传北伐的意义,保证了北伐的顺利进行,并在北伐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豫晋秦陇四省协会与辛亥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来自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豫晋秦陇四省协会。该会名义上是为加深同乡情谊而设立,但实际上却是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其会员均为同盟会会员,其历任会长为于右任(陕西籍)、刘基炎(河南籍)、景定成(山西籍)、赵世钰(陕西籍)等。该会多次组织会员参与反清革命与各项利权回收运动。武昌起义后,陕西、山西两省迅速宣布独立,而由时任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张钟端领导的开封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四省协会本部也由东京转移至上海,并在上海召开总会,于右任再次当选为会长。在经上海回国的河南籍同盟会会员中,刘基炎、张国威等人参加了以光复上海为目标的敢死队,攻击了江南制造局。之后,河南籍留日学生在上海组建河南北伐军的同时,也在其他北伐军中担任要职。直到1912年2月,南北议和达成之时,四省协会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