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且美”的边疆民族形象建构——基于庄学本西北边疆考察的民俗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庄学本在西北边疆各民族进行民俗调查,这些考察以消除民族歧视作为考察的主旨思想,综合运用影像记录与民族志形式,对边疆多民族的各类民俗事象进行客观、完整地记录,塑造充满人文尊严、“真且美”的边疆各民族形象。庄学本以影像呈现的调查成果成为内地社会认识西北边疆民族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开发西北”历史任务的回应。庄学本在长期西北各民族调查中的民俗影像记录方法,对中国记录民俗学实践与理论建设有重要贡献。

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出于稳定边疆形势、维护领土完整的施政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中,大一统观念是清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极力淡化华夷观念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德足绥怀,威足临治"是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因俗而治是清朝制定和实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 ,清初对西北边疆的重新统一是其历史前提 ,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起了一定影响 ,清中叶后经世致用思潮的重新兴起是重要原因 ,道咸以降的边患危机则是直接原因 ,最后 ,蒙元史学的兴起则起了共进互补的作用。

南海北部深水西区石油地质特征及勘探前景

南海北部深水西区是一个前瞻性的油气勘探新领域,包括神狐隆起西南端、永乐隆起及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大部分区域,属于南海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构造演化上经历了裂陷和裂后两大阶段。本次研究通过对南海北部深水西区及邻区大量地震和钻井资料研究认为,该区不仅具有优越的基本石油地质条件,而且具有有利的成藏条件,其特点为:①三套烃源岩、五大富生烃凹陷,资源潜力巨大;②陵三段扇三角洲或滨海砂岩与陵二段海侵泥岩储盖组、三亚、梅山滨浅海相砂岩或低位扇砂体与浅海-半深海相泥岩储盖组合、黄流组低位扇砂体与半深海相泥岩付盖组合、梅山组台地边缘礁灰岩与莺黄组深海相泥岩的储盖组合等4套储盖组合;③构造、低位体和礁圈闭成群成带发育;④各种垂向和侧向运移通延发育齐全,存在超压-常压突变模式、超压-常压过渡模式和强超压区的构造与岩性圈闭成藏模式。南海北部深水西区具有与国外获得巨大成功的深水勘探地区类似的石油地质条件,因此,勘探前景良好,资源潜力巨大。但是深水勘探是一个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领域,应当”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地推动该区深水勘探。

冯玉祥在陆军检阅使任内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吴佩孚为了压制冯玉祥,将其由河南督军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兵近畿。冯玉祥一抵北京,即组建陆军检阅使署于南苑。该署编制系参照巡阅使署编制而制订,职权较前有所下降。正因该署是个“闲职”,冯玉祥遂抓住有利时机,于任内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多为人们所称道。及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气焰嚣张,段祺瑞仰其鼻息,排斥异己,冯玉祥以环境恶劣,毅然辞去陆军检阅使,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此后,他致力于经营西北,扩充实力,并于不久投身于国民革命。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近10年国内晚清边疆史研究综述

边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传统学科。过去10年里,国内学界在晚清西南边疆史、西北边疆史、东北和北部边疆史研究领域多有一些新的探索,并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边疆史的研究还呈现愈来愈受重视之势。但另一方面,为推动晚清边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尚有待在以下两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加强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二是加强对晚清边疆史在整个中国边疆史中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识。

论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之运作

在北宋西北边疆地区,宋夏对峙致使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北宋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司法,即由遵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到逐步推广适用北宋国家法,而边臣的言行对民族法制运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北宋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法制运作实践的图景。

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就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学术界兴起了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高潮,他们以探究边疆形胜、谋求保国固土为宗旨,对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民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涌现了一大批名家和名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对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成就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就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学术界兴起了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高潮 ,他们以探究边疆形胜、谋求保国固土为宗旨 ,对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民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和名作 ,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成就进行探讨。

论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由于它兴起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之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地研究有所不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多方面对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西北边防

洋务运动以加强国防为目的,促进了国家近代化的发展和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过渡,对西北边防产生了 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武器装备的更新、军队素质的提高、外交实力的增强等,其直接效果是新疆的收复、《中 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和西北边防的巩固。

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

东汉时期,国家的边疆政策以消极防御为主,少有进取,更多依赖有能力的边吏"自在"经营。当他们取得不错的成果时,国家就出面给予支持;稍有阻力,政府就轻言放弃,班超经营西域就清晰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从相关文献来看,边吏的个人行为和中央集权的政府行为,对东汉中期西北边疆治理共同发挥作用。班超的积极努力一次次将不被看好的西域重新拉入政府的西北经略大局之中,但是政府的无为态度却极大地削弱了西域经略的成效。这种个人行为与国家经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明显,也是东汉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特色,值得关注和思考。

西汉时期的西北边防与边垦

西汉初期,国力较弱,边防危机四起,统治者认为武力御边困难较大,因而采取徙民实边和屯田固边的形式,加强对西北边疆的守卫和建设。该项政策从文景时期开始,至武帝时期规模渐大。它不仅解决了驻防军队的军粮问题,同时还对开发和建设西北边疆,巩固西北边防,乃至于巩固西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河州卫兴衰变迁与明朝西北边疆经略

河州卫的设立是明朝经略西藏的重要一环,明朝构筑西北边疆多元治理体系中的若干重大举措无不与河州卫的迁转兴衰进程相关。河州经历设卫、设府、废府、重新置卫的过程,并最终确立了其在西番诸卫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明朝在西北边防地带实行军政一体化的具体实践,反映出明朝隔绝蒙藏、稳定西北、控御西藏的战略意图。明代中后期,随着明、蒙与西藏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河州卫战略中心地位逐渐下降,洮州卫军事地位上升,河州卫随即隶属于洮州卫管辖,表明西番诸卫军事体系的重大变动,意味着明朝经略西藏的重心南移,但河州作为关陇藩篱的战略作用仍然存在。

10世纪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的几个特点

10世纪前的中国西北边疆经历了开拓、稳定和演变等过程,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边疆发展的各种形态与主要特点尽皆呈现。南农北牧既是西北边疆的基本经济形态,也是历史上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角逐态势延伸的主要依据;在作为边疆主体的中原或内地王朝、客体的西域地区和旁体的北方游牧民族等三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北边疆的政治地理范围时有伸缩,而多种统治体制并存、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体化等特点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发展的整个过程。

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在汉王朝边地事务的处理中,"北边"因匈奴的强大压力,首先受到重视。成功控制河西之后,汉朝向西域拓展,"西北边"的进取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两汉之际移民南下,江南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对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荣,也使得东南外向发展的战略路径受到重视。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与"立候隅北""部尉东南"体现了两个战略方向的关系。东汉初年,西域政策有所反复。班超"定远"之后,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刍探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是清代边臣常钧在任职安西兵备道期间完成的两部著作,涉及清代乾隆朝以前安西敦煌地区的名物制度、山川景胜的考察,以及这一时期安插在敦煌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情况和官员治理该地的举措。这两部书不仅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乾隆朝以后敦煌地方志编修的重要资料。文章利用相关文献,就《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的写作背景、内容和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