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执行的构造解析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实质是公司、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博弈后的立法选择。债权人得对未届出资期限股东强制执行的法理基础并非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程序正当的逻辑起点在于股东认缴出资之公司责任财产属性。不应扩大解释《变更追加规定》等司法解释的涵摄范围,未届期股东仅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前提下,承担未出资本金范围内的出资责任。未经程序确权,债权人变更追加未届期股东为被执行人之穿透式执行力扩张有悖程序法理。加速到期之诉虽可填补执行名义缺位的纰漏,实现程序勾连,但其程序法价值主要在于补足债权执行的程序要件。对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的执行应当回归债权执行的基本定位,在债权执行构造内,实现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以体现程序殊相。未来亟待出台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明晰出资加速到期规则与执行程序的衔接适用细则,厘清对未届期股东出资责任执行的程序脉络,提供程序保障规范,实现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关系的妥适处理。

跨境并购与高管薪酬——来自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高管超额薪酬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借助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Louvain算法,通过构建机构投资者共同持股网络并识别网络团体,从高管超额薪酬角度考察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抱团后倾向于扮演“合谋者”角色,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抱团规模越大,高管超额薪酬现象越严重;进一步从企业产权性质和高管权力两个方面探讨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差异,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加剧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从网络社团结构视角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为证监会深化认识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引导完善机构投资者制度设计、避免非理性的过度行为协同提供参考。

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

传统的社会组织划分方法已不能涵盖高校在当前的独特作用和行为性质。文章从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处着手，引入“第三部门”、“公务法人”等概念分析了高校独特的法律性质、地位，并建议建立教育行政救济制度，填补教育行政领域行政法治的空白。

高校行政化的法理解读与法律重构

高等学校行政化有其深刻的法理与法律逻辑。现行教育法律对高校的法律地位定位模糊、政府与高校权利配置失衡,导致政府权力扩张和学校自主权式微;高校作为特殊的行政主体拥有行政权力和基于办学自主权的思维定势抵制行政规范的约束以及司法审查,使高校行政权力运行失范,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和重要权利受损;而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与学术权力的萎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础性工程是依法确定公立高校的特殊公法人地位,凸显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价值,使高校在自治范围内自由、自律、自责的发展,避免教育行政的违法或不正当干预;进一步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建构,彰显学术权力在高校治理中核心地位与本体价值。

市场化水平、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激励

实证研究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两种不同情形下,市场化水平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高管薪酬激励不足时,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激励不足的现象会有所改善;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时,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激励过度的现象会更严重。不管在激励不足时,还是激励过度时,自利的高管都是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提高自身薪酬,即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水平越高。

行政权变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影响

行政权是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考量的重要因素。现代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导致行政权多元化与非专属性的加强,行政权的发展变化导致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多元化的趋势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范围的扩大,部分公共行政行为也将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与高管自利行为

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57个样本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参与的定向增发会增加股东财富,产生正的累积超额收益;高管权利的大小和定向增发与高管产生自利行为动机的强弱呈正比,并且高管所占定向增发份额比例与股东累计超额收益率变化幅度呈反比。

纳税人不受过度执行权刍议

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人性尊严受保障,具有人格主体的地位,与税收债权人立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并非稽征机关的支配客体,享有不受过度执行的权利。纳税人不受过度执行权的内容包括税务部门课税成本不得过高、纳税人不受过度处罚、税收调查、保全与执行不得逾越必要的界限。

管理层激励的盈余管理及股东财富增长——来自考核基期的证据

减少代理成本、促进股东财富增长是股权激励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它也可能因为管理层机会主义而变得无效。因此,考察股权激励样本在考核基期的真实盈余管理情况及其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告日前后的股东财富效应颇有意义。研究发现:激励样本在股权激励考核基期存在负向的真实盈余管理,激励草案的公告能够显著增加股东财富,股东财富增加的幅度与公司业绩和行权考核条件高低正相关,但是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公司业绩与股东财富增长不相关。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告虽然增加了股东财富,但在考核基期也存在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削弱了公司业绩与股东财富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析当前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加强和推进消防行政执法规范化工作,本文结合当前工作实际,查找分析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针对基层执法工作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行政处罚主体、行政处罚对象、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以及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就解决问题的对策做了一些探讨,以期提高消防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

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内法规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党内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懈怠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曲解性执行等问题。通过统筹立改废释,保证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党委在党内法规执行中的主体责任;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强化外部制约,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力。

基于责任链的安全履责机制研究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是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基础保障。通过对安全事故链理论的分析,结合电力生产经营中涉及安全的各个单位、部门、岗位以及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打造坚实安全责任链,建立基于安全生产流程的责任制,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和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构筑从面到点、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实时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责任体系,保障安全生产有序开展。

管理层权力下沉与高管薪酬激励效率损失

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10—2019年上市公司章程修改公告中管理层权力变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管理层权力下沉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下沉后,高管薪酬和超额薪酬均显著增加。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下沉后,高管薪酬和超额薪酬的增加主要体现为规模薪酬(而非业绩薪酬)的明显增加,同时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明显下降。这些经验证据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权力下沉后,公司的在职消费增加、内部和外部薪酬差距均加大,但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并未显著提升。因此,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管理层权力下沉可能引起高管薪酬激励的效率损失。公司内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层持股都对管理层权力下沉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公司在修改章程向管理层授权的同时,应重视可能存在的高管寻租行为,做到恰当授权和有效监管。

超额薪酬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权力体现还是能力体现?

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超额薪酬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驱动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信息机制和风险机制是重要的作用机制,超额薪酬抑制了信息效率、加剧了市场风险,进而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提供了机会。横截面检验发现,超额薪酬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正向影响在高管权力较大的公司更显著,在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较大时受到了显著的抑制,高管能力则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结果支持了“权力体现”假说。进一步检验发现,获得负向超额薪酬的高管减持时择机性较差,佐证了“权力体现”假说。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超额薪酬的经济后果,还有助于监管当局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实施精准监管,对于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多个大股东与高管超额薪酬

以2007—2021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多个大股东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单一大股东的公司相比,多个大股东公司的高管超额薪酬水平更高;其他大股东数量越多、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高;较高的审计质量和较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均能有效抑制多个大股东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多个大股东的监督效率下降,使管理层权力得以扩张,进而提高了高管超额薪酬水平。

论行政权

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合理设定行政权 ,对行政权内涵及外延的充分了解不仅是合理设定行政权的基础 ,也是建立相关行政法律制度的依据。对行政权的分类有六种不同的划分标准 ,不同的分类标准目的各有不同。在理论上 ,行政权的内容可分为行政事权、财权和组织人事权三个部分 ,即行政权的管理范围。行政权的形式分为八种 ,是行政权运作的具体形态 ,对行政权的设定体现在设定标准、设定主体、设定方式和设定程序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