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后汉书》对偶艺术研究

《后汉书》大量使用了对偶辞格。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艺术水平之高,都较以往史籍更为突出。为此,对其进行数据比较、品类列举、范例品评等实证性研究,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骈偶艺术发展史的探索,有助于索解骈文艺术特点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有助于发掘《后汉书》对联语艺术发展的贡献,并进一步认识《后汉书》之对偶运用在史传文学修辞上的传承意义。

《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

《后汉书·东夷列传》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的民族,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在所记述的文化当中,表现了夫余、挹娄、高句骊、沃沮、濊等东北边疆民族鲜明的地域特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记述,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书写,是我们今天从整体上认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掀起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汉魏古诗研究的进程。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东汉无名氏,这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主流观点。从《青青陵上柏》描写的内容来看,其作者也应当是东汉末年无名氏,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否定《青青陵上柏》为东汉之作恐非易事。其作者应是一位出身社会中层的士人而不是曹植,其诗作生动记录了东汉末年社会危局及士人心态。

《后汉书·马融传》考辨

范晔《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因献《广成颂》忤邓太后而长期滞于东观,后又因得罪梁冀而流放朔方。考证表明,马融长期滞于东观与邓氏无关。马融曲意迎合梁冀,不可能有意得罪梁冀。马融流放朔方,显然与梁冀无关。马融在郡贪浊,故其有意杜撰得罪梁冀一事为自己辩护。范晔《后汉书》所言可能出自马融《自序》,故不可信从。

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引《水经注》考

以唐代李贤《后汉书》注中引用《水经注》的47条资料为考察对象,研究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唐初的大致面貌。认为唐初的《水经注》是经、注分开的,李贤等人所见到的《水经注》与今本《水经注》有完全相同的文字;也有今本所亡佚的文字,将李贤等人所见到的《水经注》与今本《水经注》相互比勘,可以订正各自的错讹;两种版本的《水经注》,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从“前三史”看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

司马迁与班固一前一后分别在各自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中为西汉酷吏做传,突出表现了酷吏为政尚威、执法冷酷的形象特质。随后范晔又将东汉一朝的重要酷吏写进《后汉书》中,其笔下的东汉酷吏形象除具有执法严苛等所有酷吏的共有特质外,较之司马迁、班固笔下的西汉酷吏形象在为政风格和个人操守等方面还呈现出较多的变易性。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与两汉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东汉儒学的兴盛、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史学家的吏治思想有密切关系。

对《后汉书·延笃传》所载屈原庙遗迹的历史考察

《后汉书·延笃传》所记载的屈原庙,系正史所载最早的。其地域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古犨县,在今鲁山县境内。也就是说,最早的屈原庙遗迹,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

“辽海”地名渊源考

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巴蜀""齐鲁""燕赵""吴越""荆楚""岭南""关中"等代表各自地域的文化符号相继应运而生。关于东北这一地域的文化命名虽然有过讨论,但始终没有达成统一,如"关东文化""东北文化""白山黑水文化""辽海文化""辽东文化"等。尤其是"辽海"文化中"辽海"一词究竟起源于何时,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经考证"辽海"一词的渊源并非是学术界已成定论的源于《魏书》的观点,而是源于《后汉书》或《三国志注》二书。此外,在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内有金代明昌年间宋人张绍所撰写的碑文中发现了"辽海"的字样,这是第一手资料。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透析西南夷的社会生活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研究西南夷的重要史料,对西南夷的7个主要部族地区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透析当时的西南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从衣食住行、社会生产、礼俗文教三个方面对当时西南夷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钱大昭的《后汉书》研究成就

钱大昭对《后汉书》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为《后汉书》补《表》和《艺文志》,对《后汉书》及《注》进行了校雠补订。其研究内容涉及名物、字词、官制、舆地、世系、姓氏、礼制、丧葬礼仪、察举制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种校勘方法,纠正了《后汉书》历代传本及其刻本中的大量错误,在《后汉书》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后汉书》排比艺术研究

《后汉书》延续了《史记》、《汉书》等大量使用排比整饬其文、激扬文字的修辞传统。整部书120卷,卷卷都有排比。其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对排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促进作用。文中试图通过数据的比较、示例的列举以及范例的赏鉴等,期望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后汉书》简洁博赡语言风格的认识,深化我们对《后汉书》在排比修辞发展史上巨大贡献的感知。

从《后汉书》与《三国志》看早期中日交往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秦代的徐福被视为中日友好交往的先驱,有明确记载的中日交往则始于西汉时期。《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关于中日交往的记载更加详尽、准确。《三国志》中,曹魏与位于日本列岛南部的邪马台国的交往尤为密切。《三国志》全文收录了魏帝曹睿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诏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分析《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关于早期中日交往的记载,可以发现,早期中日交往对于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日本文明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琐议

鲁迅对谢承《后汉书》的辑校明定是非且简明精到,善参他说以有效勘误,有效引补以充实文意,如实存疑而不加臆改,尽可能恢复其原貌,体现出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求真的研究精神。但其中一些误辑、漏辑、失校等疏失尚待进一步完善订正。

《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人口辨

晋人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所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永昌郡的户口数,以永昌郡处地之偏远而户口之繁盛却远超绝大部分内郡,以及口户比的失于常理,近代以来遭到了不少质疑。但若把当时民族人口增长的特殊情况和华夏人口的一般情况区别开来审视,并联系当时汉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对南方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推动,以及在此背景下永昌郡的开发程度,又不难发现其实《郡国志》所载永昌郡户口数其实是值得起信赖和推敲的。对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估计,不能轻易否定史籍的记载,而也应关注其特殊时期的特殊性。

“东汉太守谷永”献疑——从辩证“谷公井”开始

"谷公井"遗址现存广西贵港市(古属郁林郡)。民间盛传凿井的"谷公"是东汉灵帝郁林太守"谷永"。此说最早载于南北朝时期范晔《后汉书》,此后的"文抄公"接踵而出,但皆非史实。据考证,西汉成帝时已有一位太守"谷永",晚年南迁湖南,开创耒阳谷氏;到了三国时期,新的谷氏培养出一位九真太守谷朗(218-272)。现据《吴九真太守谷府君(朗)碑》记载推测,谷朗曾祖父"豫章府君"和祖父"公府君"二人皆与凿井人的时事相符。但是,北宋欧阳修(1007-1072)认为,"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已然否定"东汉谷永说"。所以,水井是东汉年代的,但凿井人绝非是今日妇孺确知其名的"谷永";《后汉书》记载中的"太守谷永",来路不明;而自清代以来的东西两汉"两谷永"的说法,更站不住脚。总之,东汉不知名的"谷公"在岭南"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万"、"开置七县"的伟业,显然都不能一错再错地硬拉到一位子虚乌有的"谷永"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