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北京叙事中的“公共时间”

现代通俗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座富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娱乐业逐渐兴旺,北京市民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交往和互动增多。为进行公共娱乐活动,市民们共享公共时间,娱乐活动的时间安排也更集中。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北京叙事对北京公共时间的设定与反映,彰显了当时北京城市生活的现代特质,成为研究现代通俗小说社会学价值的典型范例。

国医大师张学文从毒论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咳嗽经验介绍

张学文教授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咳嗽的病机为毒邪与湿交结,痰邪内生,肺失宣降及肺之经气郁滞或肺经血行瘀滞。治疗时总体应从毒论治,立足于解毒和理肺止咳,采用清热解毒、宣透解毒、化浊解毒、扶正解毒之法及宣降肺气止咳、理气解郁、活血解郁之法进行治疗,疗效显著。

石膏粳米汤治疗外感发热

石膏粳米汤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可治温病初得、脉浮而有力、身体壮热者;也可治一切感冒初得,身不恶寒而心中发热者。石膏粳米汤中生石膏清热泻火,粳米助力发汗,全方清热泻火,辛凉发汗,祛邪而不伤正,其退热机理在于清热发汗。石膏粳米汤对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初期,确属热证的,有较好的退热效果,但临床应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1)石膏必须使用生石膏,避免煅石膏,用前需研细末,且剂量不能过少;(2)粳米不可或缺,粳米可以减轻石膏寒凉特性,对于脾胃虚弱的患者尤为重要,可以避免生石膏所致腹泻等不良反应;(3)要温热服下,有助于快速发汗降温;(4)高热39℃,甚至40℃以上者可结合西药治疗;(5)建议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热早期使用,若是疾病中后期发热可能病已传经入里,恐生他变;(6)对于高龄、基础疾病多且伴有严重肺感甚至多脏器衰竭的重症患者,应该中西医结合治疗,以提高疗效,挽救生命。

论张爱玲小说的求真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她以独到的视角观照俗世中庸常男女的痛苦与惶惑,凝视人性黑暗的深渊。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真”与“假”是她体悟和表现社会人生的重要方式,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人生虚假性的淋漓揭示,更在于在虚假人生中对“真”的执着追寻,以其真性情与真文字,道出了人生的真况味。作为一种生命理解的方式,求“真”植根于张爱玲的意识深处,也是其小说一再书写的主题。以“求真意识”这一视角对张爱玲小说的主题及人物形象做出重新解读和具体论述,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给予世人关于人生真相的思考。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以新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基础,从社会转型、文艺管理等视角,以禁毁主体、原因效果、法律制度为主体,梳理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何承袭传统、发生新变;揭示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管理制度和活动相较于清代前中期发生变革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因。全书文献资料翔实,研究视角精当,研究内容深入,问题意识突出,“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论“徐芾东渡”故事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

张炜主张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向民间口头文学汲取营养,徐芾东渡故事这一民间口头文学资源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独特运用。从小说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徐芾东渡故事是张炜小说的叙事动力,是张炜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支柱和研究对象,是小说情节往前推进的依据。徐芾东渡故事在张炜小说中的存在既笼罩全篇,又具体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它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由叙述者叙述,二是在古歌中呈现,三是在其他人物的“作品”中呈现。因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徐芾东渡故事的运用使得张炜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中国口头文学元素赋予张炜小说创作鲜明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张忠德采用平调五脏法辨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长期症状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进入恢复期后,常会出现多个系统的症状,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长期症状,中医对其辨治有独特的优势。张忠德教授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属于中医学“湿毒疫”范畴,新冠感染进入恢复期,所感湿毒之邪可使脏腑气血阴阳处于失调状态,出现阳气耗损或津血亏虚,湿浊困阻气机、入络成瘀为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长期症状的关键;提出其治疗应以平调五脏气血阴阳为原则,采用运化湿毒痰浊、理气活血化瘀之法治疗。根据五脏气血津液阴阳之盛衰,辨证分型选用“扶正系列方”:元气亏虚证可选扶正升白方;肺脾肾虚证可用扶正益肺方;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证可选扶正安神方。临证时,张忠德教授针对湿毒浊气留滞部位选择相应的药物进行加减,并重视脾胃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作用,注意顾护脾胃,以促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患者的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

论张天翼小说中的流浪叙事

张天翼小说中的流浪叙事以中外流浪叙事及作家个人的漂泊经历为源头。他立足传统,在流浪叙事中运用了寓言等创作手法,以暴露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给予民众思考与教育。在流浪叙事的外壳下,张天翼反思了知识分子内部存在的弱点,展现了深隐在流浪故事与“隐语”童话中的社会反思与呼唤“斗争”的创作内核。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服饰的意蕴挖掘

女性服饰的描写在张爱玲小说中比比皆是,而探索小说中女性服饰的意蕴能为文学研究与评论带来新的视角。文章深入探讨了张爱玲如何通过女性服饰这一元素揭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性格特征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通过细致分析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服饰的描写,试图揭示服饰背后的象征意义以及这些象征意义如何与小说的整体情节和主题相互交织,同时将服饰描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相结合,探索服饰背后展现出的张爱玲的思想观念,为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张爱玲提供参考。

麻杏石甘汤临床应用近况

麻杏石甘汤首载于《伤寒论》,具有辛凉疏表、清肺平喘之功,无论有汗、无汗均可使用。现已广泛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及荨麻疹等疾病,临床疗效较为确切,且安全性好,不良反应少。目前,虽然关于麻杏石甘汤单味药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较多,但对于整方的化学成分作用机制研究鲜有报道,整方化学成分作用的发挥与煎煮工艺、各组分剂量大小、不同产地药材质量等因素等有关。今后,可以将全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体内代谢过程、起效成分之间配伍作用及质量控制标准等作为研究目标;其次,关于麻杏石甘汤临床试验的样本量较少,缺乏大样本试验数据,下一步应增加样本量,确证疗效的可信度与实效性;除此之外,还需针对不同病证作用机制进行研究,阐明中药通过多靶点参与其关键病理生理进程的机制,再依据异病同治的治法,按照方证相应理论,灵活加减配伍以与病证相适应,为拓展临床应用范围及相关制剂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就文本而言,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就作家而言,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出版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这一模式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就作家而言,却值得深思。

文化角力中的张炜小说英译与读者接受

张炜是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创作成果质、量并重,持续获得国内学界和读书界的关注与热评,但是迄今被翻译成英文的长篇小说仅有三部,译介数量偏少且得到的关注度较低,呈现出“内热外冷”的读者接受现象。究其原因,译作质量是影响读者接受的内因,社会、文化资本是影响读者接受的外因,而决定读者接受的源性要素则是源语与目的语国度在文化与文学传统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只有接受主体摒弃文化偏见,主动了解、接纳异质文化、文学传统,才能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且迎接真正意义上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

论《伤寒论》“伤寒”本疫之说,参辨奥密克戎感染证治

张仲景著书《伤寒论》有“名为伤寒”者本当为疫也,从“取类比象”之说而道“伤寒”“中风”“温病”皆症象法比天地之类而名之,此为鉴也而未有云“伤寒”即非瘟疫也,又参《汉书》《后汉书》等据之而考,仲景所谓“伤寒”当法同瘟疫病因及特性,再参时下奥密克戎感染病患证治亦可佐之,故云仲景所谓“伤寒”当本是“瘟疫”之属,而仲景治“伤寒”之法亦可指导奥密克戎感染病患的证治。

以张震辨治思想为指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治策略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从全方位、多角度地参与抗击疫情的实践。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药方剂在疫情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中医名家从不同理论体系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机进行阐释,并指导实践。尽管对疾病病机的认识不尽统一,但均肯定疫疠毒邪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强调疾病治疗应在辨证指导下开展。张震教授精研辨证学与治疗学,结合张震教授辨证理念-中医证的两态三三构型规律,及临床中总结的经验方剂,总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辨治策略。根据疾病进展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分初期、发热期、恢复期三期进行治疗,结合恢复期不同的主症,分别推荐治疗方剂。以期为此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思路和借鉴,助力“保健康、防重症”目标的实现。

国医大师张震清瘟泻肺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价值探讨

解析国医大师张震清瘟泻肺汤,探讨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的临床价值。清瘟泻肺汤由张震教授应对非典型肺炎所立,具有清瘟、泻肺、解毒等功效。该方的拟立肯定了正气不足为发病的内在条件,感染疫毒为致病关键,疫毒与正气相争的进程基本反映疾病的传变规律。治疗时强调以辨证论治为主,对病、对症为辅,遵循三对应原则,据证立法,因病选药,随症加减,因人而异,统筹兼顾地拟定治疗全面又重点突出的处方。临床运用亦应中病即止,不可久伐,防止伤及正气,部分证型的化裁运用存在局限,且该方以治肺为主,缺少对其他脏腑的兼顾。

张碧梧的电影文学观及创作实践

张碧梧对电影的思考具有积极意义,他重视国产影片,并在其电影批评中提出电影作为通俗教育的手段应该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张碧梧在电影/影戏小说、本事等电影的二次创作中尽力融入自己“寓言警众”甚至“促社会改良”的创作观,剧本《爱欲之争》是他的成熟之作。纵观张碧梧的电影文学创作,虽然存在着某些内在矛盾,但其中蕴含的进步倾向仍值得关注。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艺术表现之比较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逐渐受到大量观众和影视行业人士的追捧。《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二者从不同艺术视角出发对“活着”这一主题展开了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且都获得了较大成功。探析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在艺术表现中的差异对于进一步了解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具有重要价值。该文从故事情节、叙事方式与风格、人物形象刻画、主要意象及主题表达5个方面的对比来分析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不同视角下的艺术呈现,给予读者、观众不同的感受,文学小说《活着》侧重于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字里行间透露着沉重的压抑感与窒息感,让人思考“活着”的本真意义;而电影《活着》更倾向于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更易使观众与影片人物产生共鸣。

阶级意识的深度透视——以《在城市里》《一年》为例

张天翼在长篇小说《在城市里》《一年》中展现了曾经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渴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非既得利益者等不同阶层群体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驱使不同的阶层群体展开了或恢复既得利益、或守卫既得利益、或抢占既得利益,与利益相关的外在行为。文章通过对人类阶级意识的深度透视,由此实现对社会制度、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的剖析阐释。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红楼笔法”研究--以张爱玲小说为例

目前学界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分散性研究较多,但张爱玲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与创作中应用的研究却成果了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笔法”为切入点,将张爱玲研究与《红楼梦》研究相结合,分析“红楼笔法”对张爱玲小说语言、叙事方式与意境营造的影响及应用。具体而言,张爱玲模仿、套用、描摹《红楼梦》的语言表达,借鉴其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赋予文章含蓄蕴藉、韵味深远的美感。在叙事层面,借鉴《红楼梦》的多元叙事视角与封闭的叙事结构,结合“镜子”“月亮”等意象营造出苍凉诗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艺术效果,令人回味无穷。

地理经验在张抗抗跨地域书写中的作用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重新审视张抗抗的文学创作,发现张氏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言的使用、南北对比的叙述方式、追求自由的文学主题都与张抗抗丰富的地理经验密不可分。故乡经验作为地理经验的一部分更是张抗抗文学创作的原点,为张抗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