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

话本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因果结构是逐渐突显并被广泛采用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似题材的话本变迁时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如佛教报恩与道教成仙的结局模式,即因它们具有合于因果、便于劝化、且能使作品结构更显完整等审美优点,遂被大量话本习用。而此种模式被大量效仿之后(如文言言情话本中道教成仙模式的滥用),因果结局的庸俗不堪及各种负面影响开始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这妨碍到话本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成为话本创作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

对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探析应该首先弄清楚近代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小说的现代界定去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小说的概念,从而判断现代文体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的起源。现代小说是反映市民意识形态的、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虚构的书面作品。根据这个界定,结合中国市民文学的产生时间,就可以断定中国小说起源于宋代话本。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试论济公小说从话本到小说文本的传播

济公出现在文学中,最早不是小说而是有关传记。明代中期出现了有关济公的话本《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主要记录济公的言行,作为说书艺人讲说的底本。小说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补润色,清初撰成《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小说文本。清末郭小亭《评演济公传》(即《济公全传》)为济公故事集大成之作,此后的诸多续书则情节雷同、结构松散。

话本小说“题目”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

话本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种文学样式,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很多。从修辞史的角度切入,专就话本小说“题目”的形式进行定量统计与计算分析,这对揭示话本小说在“题目”这一修辞“标的”方面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有一定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元话本研究概述

1980年以来,宋元话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阶段。从话本概念、性质的辨析到家数、篇目的考证,从艺术特征的解读到价值意义的探讨,从不同题材的多样研究到主题思想的分析总结等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细化、具化、深入研究。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对宋元话本多以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叙事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解析。所以这一时期,宋元话本研究呈现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态势,总结、梳理对这一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能够爬梳出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规律及现状,而且能够彰显出对其研究的薄弱和不足之处。

论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帝都描写及其叙事意义

宋元小说话本中存在大量的有关两宋帝都的描写,一方面是对东京昔日梦华的追忆,另一方面是对临安时下繁荣的再现。这些描写的叙事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唤起受众的亲切感、真实感和现场感;二是为小说的情结安排提供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三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四是帝都场景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唐传奇到宋话本中婚姻文化的嬗变

唐传奇和宋话本中有大量以婚恋为主要题材的作品,两者关于婚恋的描写呈现出不同特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发现,较之唐传奇,宋话本对婚姻观念、婚姻中介以及婚姻习俗的描写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比较唐传奇与宋话本婚姻文化的不同,能够更好地理解唐宋两朝婚姻文化的差异。

宋代白话小说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作品分布及其创作特点

宋人白话小说大多散佚,据现存资料,获悉宋代话本小说涉及超现实婚恋遇合的作品有17篇。这些作品具有一些明显的创作特点:基本上是对前人文言作品中的故事加工改造;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达,适应市民阶层的阅读需要;结构安排上以诗歌穿插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