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

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不仅在"反共抗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产生了现代主义、女性叙事、台湾乡土等小说形态,也在某种"主流"形态内部产生了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小说形态,形成了多种"边缘"形态。小说自身发展的动态格局与僵化的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抗衡使台湾小说在政治高压的1950年代仍获得了较多的个人空间,并在1960年代迎来了台湾小说乃至中国当代小说的丰硕成果。

1950年代小说的离婚叙事研究

1950年代小说中的离婚叙事在本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对应着现实中的两次"离婚潮"。在初期的作品中,离婚者是一群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的乡村青年女性,但她们的离婚故事只是他人自由恋爱叙事的引子。到了中期,离婚成为文本叙事的重心,但出于道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训,创作者不得不让笔下人物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文学作品也最终担负了宣传和教化的功能。

文人品性:孙犁四五十年代小说的审美特点及其意义

孙犁是 2 0世纪中国重要小说作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孙犁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即可明了 :其突出意义在于对一种文人趣味和品性的坚守。孙犁小说的人性立场、诗化散文化文体 ,以及阴柔的风格 ,都是这种坚守的具体体现。这种文人趣味和品性 ,对于当时文学政治化倾向是一种有力的矫正 。

传统与现代的合谋——1950年代婚恋题材小说研究

在1950年代婚恋小说对介绍人与媒人、组织同意与父母之命、生产资料与嫁妆、婚礼与"开会"这四个看似冲突却又悄然契合的婚姻环节的叙事中,作为现代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实并未完全抽空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奉为圭臬且赖以生存的传统纲领与价值体系。在宣传现代婚姻观念的作品中,传统包办婚姻的要素依旧存在,婚姻法在农村的推进也借助了这些要素。

渐褪自然色彩的田园牧歌——论浩然早期的小说创作

浩然的早期小说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色彩。它与沈从文的田园牧歌又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浩然早期小说中自然景物和风俗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不担当叙事功能;"政治化的人"取代"自然化的人",人物的日常身份逐渐消失,政治身份浮出地表;相应的,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强调血缘和地缘的"自然关系",而是重视阶级出身或社会地位的"政治关系"。但他笔下农民的"原生态"性格更为突出,日常化的生活场景压倒了政治化的生活场景。因此,浩然早期的小说是一种"渐褪自然色彩的田园牧歌"。

《围城》与40年代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和艺术表现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地区报业

香港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报业媒介与金庸小说的发生有莫大关系。报业媒介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互相紧扣。大众心理、文坛状况、政府政策、人口结构等等都属于社会环境的因素。因缘际会,香港地区五十年代各社会环境因素共冶一炉,遂令金庸小说在香港地区发生与流播,瞬即风行全港,一时洛阳纸贵。

多重语境孕育出的“宁馨儿”——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审美风格成因初探

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呈现出"悲""狂"审美风格,既源于路翎青年个性的影响,也带有"五四"鲁迅传统的印痕;既有时代风云浓墨重彩的,染,也有流派风格潜移默化的推动;既有西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催生,也是俄苏爱国主义思潮的促成。多重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使小说呈现出既听命于时代又执着于个人,既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既狂躁突兀又悲壮苍凉的特征。复杂特征的呈现使得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种醒目的存在,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