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保险制度的适用与发展——以我国保险法与各国保险法的比较为立场

在吸纳了各国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一般规定的基础上,我国保险法建立了重复保险制度,以防止被保险人利用重复投保而获得不当利益。但是我国的重复保险制度在对恶意重复保险的制裁、善意重复保险的保险责任承担、重复保险对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的适用等问题上,却与各国保险法理论和保险惯例存在着重大差异,致使我国的重复保险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国的保险立法应当引入恶意复保险理论,使主观具有恶意的投保人所订立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例。健康保险、伤害保险则属于中间性保险,应当从人身保险中独立出来,适用重复保险规则。

时效取得制度中的善意与恶意

时效取得制度是否以善意占有为要件,存在不同观点及立法例。权衡利弊,不以善意占有为要件的时效取得制度更为可取。作为这一制度选择的体系化要求,有必要对占有人的占有方式、时效期间、溯及力及相关债权关系等作相应调整,以谋达既能维护财产秩序、促进物之效用,又能协调原权利人与占有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时效取得制度之构建。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占有规则立法研究

占有系民法(典)物权编(法)上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其于整个物权法、民法乃至全体私法上占据关键地位。我国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于现行物权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作较大的建构、厘定、补充及完善,由此以形成我国占有法的规则系统,彰显其系统效应。占有的体例安排应置于物权编之末而予规定。占有规则的设计宜借境域外多数立法成例而作出。占有与占有人的涵义、占有权利与样态的推定、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人与占有辅助人的涵义及其判定、占有的变更、移转、合并与分离、善意、恶意占有人的责任及其与所有人等之间的回复关系、占有人(含占有辅助人)的自力救济权与物上请求权、共同占有及其权利行使、占有的消灭及准占有等,皆应一一加以确立、建构或完善。透过这样的工作和努力,我国的占有法规则系统势可彰显其维系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秩序的功用与价值。

论诚信原则的民法适用

诚信原则为世界各国民法尊崇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将其确定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本文对该原则及其在现代民法典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整理,同时提出在民法典中如何使其现代化的具体观点及认识。

商事信用之历史考察与体系建构趋势

商事信用是现代商业社会秩序存续的奠基石。但商事信用在性质和概念上与道德信用、经济信用和社会信用往往混同在一起。商事信用从其逻辑起点上说,是来自人性之本原。从现代商事发展的要求来看,商事信用在其性质上已脱离原始懵懂而进入了明晰确定的法律界域,从一定意义上,使其同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区别开来,这使得专业技能化发展的商业成了民商分立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成为商事信用体系建构的基本趋势。

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分合与更名问题比较法考察——兼论中国的诚信立法向何处去

罗马人用统一的术语表达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这种做法作为拉丁模式保留在现代许多国家的民法典中。德国人开启了用不同术语表达两种诚信的做法。荷兰人更进一步,开始以公平合理的概念取代客观诚信的概念。俄国人结合拉丁模式和德国模式,开创了用共同的术语表达两种诚信,但采用公平合理与诚信并用表达客观诚信的做法。在诸种模式中,中国应选择拉丁模式,并以社会契约论作为统一两种诚信的理论。

超额保险的法律规制

超额保险破坏了保险的根本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故为法所不许。在分析超额保险时,必须遵循“损害补偿”这一保险的基本理念,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出发,区分构成超额保险的不同原因,并对之进行不同规制,从而达到保护善意投保人,惩戒恶意投保人的目的。

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新诠

界定了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概念并给予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视角的分析与解释 ,同时对与善意与恶意概念相关的过错、无过错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对善意与恶意的认定提出了标准。

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论戴维斯案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发展

"善意例外"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例外。在戴维斯案件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确立了几种"善意例外"的类型,戴维斯案件确立了一种新的"善意例外",即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当警察搜查时客观上合理依赖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但后来该先例已被改变,此种情况下搜查获得的证据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这种"善意例外"是因为警察没有过错,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遏制警察的违法行为。建立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并没有危及溯及既往原则,也不会阻碍第四修正案的发展。

董事诚信义务的构建——英国公司法的启示

借助比较法的思路,对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1)董事诚信义务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价值;(2)在何种程度上,中国公司法的立法体系可以英美法语境中的董事诚信义务为模本构建相应的法律条款。

论主观诚信在物权法中的适用

本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可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个方面,物权法中有关“善意”的表达实际上是主观诚信,相对于合同法中的客观诚信,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本文着重论述主观诚信在物权法中的适用。

罗马法中的客体作伪型诈骗罪向后世的主体作伪型诈骗罪的演变——兼论骗赃独立于盗赃的过程及其理由

罗马法确立了客体作伪型的诈骗罪,以类推适用盗赃规则的方式处理骗赃,不承认骗子及其后手可取得赃物所有权,但没有考虑犯罪人把赃物交给诚信第三人的可能,形成法律漏洞,保罗或《学说汇纂》的编订者填补之,允许此等第三人免受追索,由此打开了赃物诚信取得制度的大门。《法国民法典》采用了19世纪形成的主体作伪型的诈骗概念,同时保留罗马式的客体作伪型的诈骗概念,由此形成了盗赃、骗赃处理的二元体制,骗赃获得了独立。继承法国的路线,老《阿根廷民法典》同时使用新旧两个诈骗概念,但只规定了旧诈骗概念涉及的赃物的处理,似乎留有法律漏洞。而且,该法典把老骗赃的处理置于侵权法的框架下,这样,就把赃物所有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降等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恶化了其地位。我国是否要在未来民法典中以及未来的民法理论中区分盗赃与骗赃?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盗窃中无处分行为而诈骗中有,盗赃的流通应受到比骗赃的流通更严格的限制。

论滥用管辖救济的合理规制

管辖权异议以及对驳回异议的上诉是司法制度赋予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救济权利。因为制度设计未尽合理以及法律职业伦理和社会诚信的欠缺,导致管辖救济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滥用现象。对此的确有进行应对的现实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出现多种尝试。但规制方式各异以及缺乏正当性考量和合理性考量又构成新问题。对滥用管辖救济的行为应当予以专门规制。一方面需要将惩处的发动、实施、救济有机融入管辖救济程序中;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惩处的合理性,特别要做到对当事人的恶意从严判断以及罚当其错。通过在程序和内容方面对规制的完善和提升,可望维系管辖救济顺利开展和有效规制滥用行为之间的有机平衡。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客观性的分析——一种博弈分析的视角

古典合同法时期,相互信任的理由足以产生出诚实信用的客观观念,但在现代合同法的视域下,这种诚实信用原则的客观性受到了来自博弈分析的质疑:市场并不自然产生这一客观性。城市化的过程带来陌生人的聚合,高度流动性的人们更可能在有限的博弈中选择守信。

论善意取得制度之善意

在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中,受让人为善意是必不可少的要件,我国物权法对此作了规定,但受让人的善意标准问题,物权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本文分析了主观善意和客观善意标准的不足,认为主观善意与客观善意相结合的善意判断标准才是科学的善意判断标准。

三性与修辞学——重读李晋荃《“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修辞的要求吗?——兼谈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中提出"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之后,很快成为修辞学的纲领。李晋荃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是修辞的要求吗?——兼谈修辞学的研究对象》(1980年)是一篇拨乱反正的论文。三十年之后,李文中的观点需要重新认识,这其实是对修辞学的性质与对象的再思考。

新“商标法”背景下恶意注册之类型化及规制——以商标审查程序为重点

我国商标注册体制下引发的恶意注册问题凸显,理论界多从立法和司法角度研究,忽略了商标审查程序打击恶意注册的效用。商标局推进“监管关口前移”之做法虽有成效亦有不足。不妨另辟蹊径,探析恶意注册与民法诚信原则的对立关系,依据“一般诚信”的主观/客观诚信二分结构,综合主、客观因素界定恶意注册。可以以诚信原则为脉络,结合绝对理由与相对理由的划分,对恶意注册行为的类型化分流处理,避免商标审查程序过于主观化或抽象化,并借鉴欧美经验构建相关配套制度,切实提升商标审查程序遏制恶意注册的效果。

论留置权的标的

留置权是一种重要的担保物权,对留置权标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影响到留置权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本文认为,留置权在不可转让物上也可成立,基于效益原则,在不动产上不宜成立留置权。在有价证券之外的其他证券上也可成立留置权,只是可行使权利内容不同。当债权与动产的返还义务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生时,在非债务人之物上也可成立留置权。

论恶意占有人费用偿还请求权——兼评我国《物权法》第243条

传统理论依无权占有人主观善恶的不同对费用偿还请求权作了区分,该设计没有认识到费用偿还请求权之基础为占有物的保管和增益事实,并不涉及无权占有人的主观心理。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漠视恶意占有人利益的情形,不利于平衡无权占有人与回复人之间的利益。在费用偿还请求权的实现上,因不区分主观善恶,应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对无权占有人加以一体保护。

商标权注册取得领域的客观诚信和恶信

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商标法》第7条第1款规定,商标注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现从商标申请人的客观行为入手,基于主观—客观二分法对商标注册的客观诚信/恶信类型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若商标申请人同他人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其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则其构成恶信注册。由此,进一步对有关情景中的恶信注册诸类型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