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司法裁判中的常识及其运用

司法裁判中的常识是指社会的一般生活规律,其本质上是具备高度盖然性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规范,在司法裁判中有相应的规范应用要求。常识主义司法以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为主要价值导向。在适用的基础上,常识以其深刻的社会性和内含的规范性与司法裁判的内在要求产生关联。在具体的实践中,常识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受到逻辑法则等的相关检验。常识主义司法既要回应人们对司法裁判确定性的要求,同时也要防止常识在司法裁判中的滥用和误用等。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澄清与证立

印证是相互协同的证据之间多种关系的杂糅和笼统概括,其功能已经从最初的证据分析方法提升为一种强制性的证据规范,印证本身并不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在中国“结论具有唯一性”的刑事证明标准之下,印证是实现此标准的必要条件。就印证与自由心证的关系而言,其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限制和补充。在规范层面中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可以标识为“实质的印证”模式,而在实践层面可以将其理解为“形式的印证+实质的心证”模式。中国刑事证明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坚持印证主导和加强心证功能的两者兼顾。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我国行政证据制度建构之研究

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效率性、经济性和权利保护等因素确立多元化的标准;审查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综合判断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依自由心证主义之本旨,受诉法院必须在斟酌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及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作为适法地呈现于言词辩论中的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外的诉讼资料,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不仅能补充证据调查,而且能单独作为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不仅合乎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实际,也契合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律。为防止法官恣意地进行事实认定并担保事实认定之客观性,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单独作为事实认定的根据应以辅助事实及不重要的间接事实为限。受诉法院依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认定案件事实时,虽无须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予以具体的说示,但至少应能从诉讼记录中明了言词辩论的全部意在本案中乃何所指。

语言环境下基于证据间差异性的属性权重确定方法

研究了语言环境下多属性决策问题属性权重的确定方法。在属性值以语言评估等级及其信度分布的形式给出,属性权重完全未知或部分未知的情况下,提出了两种基于证据间差异性的客观权重确定方法,基本原理为属性的评估值差异越小,其权重越小;差异越大,其权重也越大。提出了证据冲突矩阵和证据方差并用来量化证据间差异性,进而确定权重,并进一步研究了有属性偏好情况下属性权重确定方法,最后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足球裁判裁判证据的形成和认定进行了法理性分析,认为裁判在比赛事实判断中运用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是足球裁判活动中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和证据自由裁量的概念并分析了两者关系,分析了足球裁判在临场执法中因自由心证而产生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准确性和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途径。

英美证据评价制度的定位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及其同事何家弘教授分别撰文指出,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既不属于自由心证制度,也不属于法定证据制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为许多学者接受,也对我国的证据制度建构产生了影响。对其观点之依据进行分析发现证据的关联性不同于关联程度,证据关联性的法定性不等于证明力评价的法定性;陪审员的非自由意志也不能成为证据证明力评价法定性的依据。要之,英美证据评价制度是与大陆法系证据制度不同的另一种自由心证制度,受诉讼价值目标以及审判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统一证据法不能采用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

刑事证据辩护的理论反思

刑事证据辩护作为辩护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前司法实践当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证据规则的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基本格局的变革,为刑事证据辩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一种日渐独立的辩护形态,刑事证据辩护在辩护的内容、辩护的手段、辩护的对象和目标上都与传统的辩护形态存在重要的区别。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还存在诸多制约证据辩护展开的制度障碍,需要加以进一步改革和理顺。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论动态新证据观——以民事再审新证据为分析对象

民事诉讼新证据问题特别是民事再审新证据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持一种动态新证据观,并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界定民事再审新证据应考量的因素和民事再审新证据的审查判断。

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的影响

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其特点是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导致这一模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的因素包括不甚理想的法官素质、卷宗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不独立的法官等等。这一证明模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论表见证明

作为经由判例发展而成的证明方法,表见证明在强化法官心证、纾解当事人关于因果关系及过错的证明困难及法安定性等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事实推定在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关于表见证明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存在"引入表见证明取代事实推定"和"吸收表见证明功能完善事实推定"两种立场,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确立表见证明制度,并以盖然性的强度为标准类型化经验法则,构建事实推定与表见证明"二元"并轨制,或更有助于实现法官心证客观化。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论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

刑诉法的修正和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证明的乱象要求完善我国的自由证明规则。自由证明的核心内涵是不受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严格制约,其价值在于缓和严格证明的僵硬性及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程序法事实、法律法规与经验法则以及量刑事实,自由证明也广泛适用于简易程序和决定程序中。在证据方法的限制方面,自由证明的证据关联性可以较为灵活,不要求最佳证据,容许传闻证据,执行较为宽松的证据排除规则。自由证明程序可以不奉行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但也要遵守宪法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自由证明的内涵具有发展性,应当注重具体证据规则的构建。

“漂移”的证据制度:类型界定与反思

证据制度类型的研究日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众多学说的背后既隐藏了对权力滥用的担忧,也显现出证据制度类型界定的"漂移"现象:概念批量生产造成理论混乱、理论界定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诸多学说并未真正突破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的二元类型框架,中国实质上应被纳入自由心证的制度范畴。但"谁的心证"和"如何自由"则需结合中国司法场域的运行实践,进一步认真追问。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性

自由心证的客观性体现在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约束以及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上。我国法律对自由心证的规定比较抽象,也缺乏客观方法论的指导,受主观心理影响比较严重。在自由心证客观性的要求下,除了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严格按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进行理性判断外,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也是构建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