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朦胧诗人的生命意识

朦胧诗大胆冲破了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禁忌,成功地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朦胧诗作品最终的指向与文学接受的规律是一致的;朦胧诗的语言表现正是对那些传统手法的有力冲击和突围;朦胧诗人们追求艺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本质也正是我们的思想对生命的郑重关照。

从朦胧诗的语法特征到文学性的实现

文学性是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朦胧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代表之一,其文学性的阐释还不够深入。认知语法作为一种成熟的语言学范式,其语法本身有意义、语法选择体现思维选择的基本理念,可以为朦胧诗文学性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即从诗歌语言的特征入手,探讨其意义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从概念化和哲学意蕴这两个层面进行朦胧诗文学性的解读。这样的研究理路的优势在于能够发现以往朦胧诗研究没有发现的问题,同时可以对曾经解释不十分明晰的问题提供基于认知科学的解释。

平易而不平淡 精致却不雕琢——谈新诗的发展方向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从开始时期与古典诗学传统的决裂和向西方诗歌的借鉴,到今天的走向综合与融合,中国的新诗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中国的新诗也有诸多问题需要梳理。诗歌始终是时代灵魂的声音,是生命感受的回响。新的生活与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诗歌,新的诗歌也始终要面向新的现实和自身的传统。以个体生命感受为出发点,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因素,追求一种平易而不平淡、精致而不雕琢的审美品格,应是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

意象派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影响

意象派对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通过胡适、闻一多,美国新诗运动对中国白话诗运动产生了激励与借鉴作用;第二,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出现了”中国意象派”的创作倾向;第三,九叶派、朦胧派继承并发展了意象派的主要创作原则.深入研究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意象”之桥,可以为我们解决古诗与新诗、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现代文学中的困境提供明鉴。

朦胧诗:个体内在性诗学新论

在朦胧诗这里,人或主体被表述为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能怀疑会思考的“自我”,并由此呈现或彰显出一个与现实、历史、民族、文化交融一体的“大写的人”或“普遍的主体”形象。而作为其应有之义的内在性或心灵化倾向,更赋予主体性诗学一种现代内涵。

诗歌章法(句法)的显和潜

诗歌章法(句法)研究中需要区分开潜性结构和显性结构。诗歌语言的特点就是显性结构和潜性结构的不一致性。揭示从潜性结构到显性结构的转换模式,是语法学和章法学研究共同的任务。

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三重奏——论舒婷及朦胧诗审美典范的意义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文革后中国新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朦胧诗群中,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其诗作具有共同人性审美趋向的丰厚内涵,体现了人本主义哲理、女性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艺术融合,从而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经典行列。

走向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论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成熟

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群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他们主张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 ,向后期象征主义诗学和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倾斜 ,明确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目标。他们的理论思考既超前又富有现实针对性 ,且有大量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坚实的基础。他们是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自觉思考和建设的一代诗人 ,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度。本文从诗与现实的关系、诗人主体精神、诗作形式追求、对读者接受的态度等角度入手 ,系统地阐析了中国新诗派诗人的有关现代主义诗学思想 。

论朦胧诗的“朦胧性”及其语言策略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意味着文学研究要建基于语言的形式分析。就朦胧诗而言,"朦胧性"的根源是语言的审美复活,这一特点被作家充分认识并娴熟运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朦胧诗人具体的语言策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疏离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原有任意性关系,然后再予以重组,造成了诗歌意义的不确定;其次是以"言"绘"象","象化"的语言延缓甚至阻断了言意的通达过程,加重了诗歌的朦胧程度。

朦胧诗的美学追求

朦胧诗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诗歌潮流,它迥别于现代新诗而呈现出全新的美学追求:诗歌风格的"个性美",诗歌精神的"人性美",诗歌价值的"理性美"等发起了对经典政治诗学的挑战,重扬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美理想规范。它是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对过去痛苦时光的反叛,对人性失落的反拨,以"我"为中心,表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感受。它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建立起了新的美学原则,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返观与诉求:当代汉诗的语言向度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中,语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1949年到1978年的诗歌写作基本上处于他者化力量的规范之下,诗歌语言消解了诗性和审美性。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先后经历了两次意义重大的语言学转向,并为汉语新诗发展赋予了启示性意义。

洛夫《石室之死亡》新探——兼论中国现代诗的“晦涩”倾向

"诗魔"洛夫诗歌创作的晦涩倾向历来有毁有誉,尤其表现在探索时期的诗作《石室之死亡》上。《石室之死亡》晦涩倾向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结构形式的"完整性"与"非完整性",语言构成的非逻辑性及修辞的繁复性,意象的繁复与非理性联结,主题的放射性与多元性。西方现代主义诗风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以及洛夫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其诗学观是主因。纵观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始终存在晦涩与或的争议。适当的晦涩是允许的,但过度的晦涩影响读者接受,也会阻碍中国现代诗的前行。

论朦胧诗的美学特征

朦胧诗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朦胧诗由传统诗歌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走向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讲求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西方资源与本土建构——论中国现代晦涩论的发生

晦涩是西方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构成了对经典文学的修正和挑战,被赋予美学新义。中国新诗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加上东方因子和现实契机的作用,大多贬低和否定晦涩,强调晦涩的负面因素;袁可嘉、沈宝基等论者则肯定晦涩为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晦涩诗学经历了对西方资源的拒斥、借鉴到逐步建构本土诗学这样一个渐进、艰难的进程。

畸形年代青春苦难与激情的见证——论"文革"地下青年诗歌的思想价值及美学意义

"文革"地下青年诗歌同"朦胧诗"有着源流关系。青年诗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以其丰赡的思想意蕴和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为20世纪80年代那场具有爆破性的诗歌大变革从情感内涵、表达方式上作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个体”的崛起与突围——对“崛起派”中个体意识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诗学"理论的范畴。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派"论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理论武器为其辩护,他们高扬"自我表现"和"心理真实"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其内心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中国古典诗词的朦胧与翻译

由于语言的、文化的、文学传统的原因,中国古典诗词在人称指示、形象意境、主题情调几个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朦胧美"。英译中国古典诗词重在传达原诗之"意"。诗词的朦胧要求我们在翻译时要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其隐含或潜在的意思。诗词的"达诂",译者要利用语篇、背景和常识性的知识以及借助"想象"去深入理解。

朦胧诗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反叛

朦胧诗创作者走的还是从"感时伤国"到"涕泪飘零"的老路,秉承的依旧是屈原式的精神余脉,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主流话语的承认。朦胧诗因为"阅读与诠释习惯"问题而受到批判。朦胧诗与"九叶派""新月派"以及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反叛"是血脉相通的:"九叶派"反叛的是"口号诗"和"政治宣传诗"所造成的"语言危机";台湾现代派诗歌反叛的是意识形态的"膨胀化"所造成的"诗歌美学危机";而朦胧诗反叛的既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语言危机",又是长期的政治利比多所造成的"诗歌美学危机"。

从“朦胧”说起:新诗“晦涩”审美价值观的诗学辨识

20世纪上半叶,“晦涩”作为新诗的审美价值观,其诗学内涵是立足新诗本体并伴随新诗现代化探索而逐步彰显的。“朦胧”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观念,初显于李金发诗歌的“别开生面”;在从“朦胧”到“晦涩”的诗学论争中,穆木天倡导“纯诗”空间,赋予“晦涩”以本体意味的审美价值认同;及至袁可嘉取法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诗学框架内辨析新诗“晦涩”成因,“晦涩”作为审美价值观的现代内涵更加明晰,成为确认新诗现代精神与艺术价值的审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