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全体大用”之学

《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文章,唐代以前,这篇文章并不重要。理学兴起后,《大学》的地位终于冲天而起,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大学》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理学家又如何改造了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使得它可以从"记"的地位跃升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的关键在于理学家将这篇文章视为"性命之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对此篇文章的重要概念作了系统转移的工作,大体是将泛论的美德提升为本体论的语汇,这种改造经书性格的工程规模大而情节细致。透过理学家的改造,《大学》遂得脱胎换骨,由一般的学习纲要变为性命之书。

朱子学与阳明学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对狭义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阐释,揭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朱子学说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其明显的特色是极力为人求取事物的知识的活动确立一个地位。"心即理"、"致良知"是阳明学说的主要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则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朱子学强调读书学习的性格,为现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对于大学的"通识教育",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朱子学提倡"主敬"所代表的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对于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阳明学强调实践,体现于王阳明一贯提倡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练",这样的哲学精神合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与近代哲学是相通的;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以及生态和环保也可提供一种伦理的支持,具有普世价值。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略论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批评

在朱熹看来,所谓"格物致知"即是由"即物穷理"而"豁然贯通"。他的这种阐释是儒家对格物致知解读的主要代表思想。王阳明也深受其影响。在"庭前格竹"失败的刺激之下,王阳明他对朱熹思想进行了彻底检视,认为朱熹的阐释析"心""理"为二,"务外遗内",导致了其践行的失败和当时学术道德风尚的下滑。就朱熹而言,他的确把"心""理"区分开来,但并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在注重穷及外物的同时,也讲求"反求内省"。因此,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有失妥切公允,他把朱熹思想与其庭前格竹以及学术道德风尚的滑坡勾连起来也显唐突。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刍议“格物致知”与电子商务教学的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电子商务的发展突飞猛进,电子商务人才供需不平衡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因素。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源于电子商务教育,而就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教育而言,仍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文章在分析电子商务教育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电子商务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格物致知的思想,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叶适对《大学》的诠释——从推崇到反思与批判

叶适对《大学》的诠释集中体现于早期的作品《进卷·大学》与晚期的作品《习学记言序目·礼记·大学》。在这两篇文章中,叶适对《大学》的诠释存在显著差异。叶适在《进卷》中对《大学》持有推崇的立场,将其与“皇极”“中庸”放在一起作出相应的诠释,认为《大学》是“下之教”的典范文本,并积极阐发“格物致知”的思想。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大学》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将其重新列于《礼记》中加以诠释,对“二程”之“格物穷理”思想加以批判,消解了“格物”工夫,将“致知”作为《大学》的首要工夫,并认为《大学》的文本内容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前后无法贯通。

论“格致诚正”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意义

"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是儒家经典《大学》的重要条目,从其目的上来看,实际是政治教化,注重功利性,强调伦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反映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上就是言志缘情、文质彬彬、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典型的儒家文学观,而这些也正是深受儒家影响的文学家们提倡的本质与风格。因此,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家格致诚正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论“格物致知”

王阳明在矫正"朱学"流弊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格物致知"说是他批判和清算"朱学"流弊的主要切入点。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释成"致良知"的功夫,并重新诠释"格物"之义和重新整合"格物"与"致知"、"诚意"、"正心"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反动和否定,但是实质上却是对朱熹说的补充和完善。

我眼中的中国文化

摘要:作者拟从表演者、学者、行者三个角度分析大陆研究及传播国学的利弊,认为中国文化最核心是怎么面对你的生命;怎么面对你的生活;怎么面对你生命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真正的中国学问一定要具体,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状态。

道德知识何以可能——以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说为基础

道德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试从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说来回应西方元伦理学关于道德知识的诸多问题。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将外在的物理、事理与伦理与人内在的本性之理互相启发、映照从而获得完备的道德知识的过程。王阳明质疑朱熹合内外之理的可能性,试图从根本上合心与理为一,将获得道德知识的方法归于内求,把知识的可能性归诸天理,但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则是知行合一。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给出了道德知识可能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确立以天理作为道德知识根基的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将道德事实和道德价值、伦理与物理打通,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保证道德知识的可能性。

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

朱子的"格物致知"在哲学义理上已经得以全面阐释,而从科技理性的角度予以审视,虽已有之,但仍争讼不已。因此,在当今科学主义风行的境遇下,回向传统,清理和检讨朱子的"格物致知"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欲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