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后稷文化建构研究

晋南后稷文化遗存丰富,在历史延续中通过口头叙事、地方风物、庙宇、庙会与地方社会产生深远的联系,后稷因此成为兼具农神、祖先神双重神格的形象。从历史发展看,官方与民间社会对后稷形象的建构都偏重后稷的“自然属性”,即农业神的符号特征。后稷文化的建构,是对民众形成的社会知识、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反映,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耕文化最深刻最真实以及最独特的部分。深入探讨晋南后稷文化的建构,对于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论三平祖师药签之“民本意识”

探讨三平祖师药签生成背景、组方与表达形式和求签煎药的特殊仪轨,分析三平祖师“民本意识”,汲取蕴含其中的“以民为本”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

头盖骨牌饰在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往往出土于墓主人贴身的位置,以及所用材质的特殊性,表明头盖骨牌饰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物之一。三件头盖骨牌饰分别代表了人面饰、臂饰、祭祀法器三个系统。祭祀法器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也渐渐失去其原本的作用而消失。人面饰和臂饰则在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原地区,并发展为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牌饰。青铜人面像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影响到四川、陕西等地,使当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人面像;在汉代其作为百戏中的面具和仪式面舆继续流传,并衍生出了丧葬面具这一功能,而这一功能在辽代墓葬中亦有发现。臂饰与人面饰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其功能也一直被保留,被用于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用具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一定关系;秦汉时期,臂饰发展为臂鞲,更注重实用功能,并得到广泛流传;但是其最初的作用并未消失,至辽代仍可见用于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臂饰。

中国少数民族首次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研究

北魏主导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主导建构的共同体理论。它将鲜卑、羌、氐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到炎黄后代的范畴,提出了以鲜卑为主的“华夷共祖”理论,认为共祖于炎黄的“夷”也有权利追求和实践大一统,并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国观和王朝观。这展现了少数民族加入中华大家庭的主观愿望,打通了少数民族追求和实践大一统的通道,为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西双版纳湖南移民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新流动性范式”下的移民研究关注移民流动过程中往返于输出地和移居地之间的动态现象和实践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拓展出的多重社会关系,特别聚焦于群体与个人的情感体验、文化认同与责任观念。20世纪50—60年代因支援边疆建设而迁移至云南西双版纳的湖南移民,以及21世纪以来受经济驱动而自发流入西双版纳的湖南新移民,在教育、社会组织与祭祖文化等方面以一种流动性的方式,选择性地往返于云南与湖南老家之间。这些流动性实践及其所产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网络连接与文化互动,是移民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同时参与”的时空拓展结果,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社会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医宗金鉴》治疗心悸用药规律

目的挖掘并分析《医宗金鉴》中治疗心悸的方剂,探讨《医宗金鉴》治疗心悸的用药规律和特点。方法筛选《医宗金鉴》治疗心悸处方,使用Microsoft Excel将符合标准的方剂建立数据库,使用Python软件对其中药的药性、药味、归经及药物种类等进行频数分析,并进行关联规则及聚类分析。结果研究共纳入54首方剂,涉及中药72味,其中高频使用的药物为甘草、人参、茯苓、桂枝、生姜等;设置合适的支持度与置信度,得到关联规则11条,如“大枣,生姜”“白术,茯苓”“甘草,大枣+生姜”等;聚类分析得到5组组合,如“甘草”“桂枝,生姜”“人参,茯苓,白术”等。结论《医宗金鉴》治疗心悸重补益而轻攻伐,注重温通心阳、利水蠲饮,学术思想具有医崇仲景的特点,并提出悸由水饮、悸本为虚、“心痹”致悸等独到观点,拓宽了现代临床诊治思路。

事神与均惠:从儒家祭礼的两条脉络看中国社会的神圣性来源

《仪礼》中所有的《特性馈食礼》记载了儒家祭祀父祖之礼,这一礼经文本显露了儒家尝试通过蕴含“事神”和“均惠”这两条脉络的祭礼在宗族中激发“尊祖敬宗”情感的努力。其中,“事神”指的是作为主祭者的主人和主妇在宗族族人和宾客的帮助下馈享父祖,“均惠”指的是神惠通过礼仪动作下的饮食在父祖之神、主人主妇、宗族族人和宾客间流转。“事神”和“均惠”的双重礼意明确了神惠来源于祖先、流向宗族,达成了祖先与宗族共在的仪式效果,祭礼对于宗法制度的动态维续至关重要。宗族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儒家祭礼文本揭示了祖先是宗族神圣性的来源,这一神圣性亦通过宗族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底色。

以宗统族——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

宗子主祭作为宗法制的重要原则,为宋明理学家所重视与强调。明代是岭南地区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部分士大夫尝试运用宗子主祭原则来推动宗族建设,实现以宗统族的理想。以嘉靖初年“大礼议”为界,此前的宗子主祭实践只有何真、湛若水寥寥两例。此后,霍韬、湛若水、黄佐、冼桂奇等相继倡导并践行宗子主祭原则,但在运作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坚持宗子主祭原则所带来的困境,因此都陆续于万历以后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主要依靠强势的族内高官显宦通过其政治与经济实力来推动,一旦相关推动者本人故去,这一原则就很快被后代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所坚持的大宗小宗祭祀原则,逐渐被“始祖—房支”祭祀原则所取代。

贵州施洞苗族龙纹地位衍变现象之探析

龙作为施洞苗族“始祖母”蝴蝶的十二子之一,在织锦围腰构图布局上突破了原有的伦理序列而独居于始祖地位之上,成为施洞苗族织锦围腰上的核心纹样。文章通过对该支系纹样间的显性关系与纹样背后苗汉文化涵化中的隐性逻辑展开讨论。试图解释贵州施洞苗族地区因该支系财富圈的形成、人口格局的变化以及皇权与地方权力的博弈对龙的地位的影响与重构。文章旨在通过这种重建后的视觉秩序来探讨“龙纹”偏离原初秩序的现象动因,进而认为织锦围腰中龙纹地位的衍变是族群身份集体意识的自我重建。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本文从空间视角入手,讨论中西方社会学思想传统中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两种想象。齐美尔勾勒的空间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内在关联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芝加哥学派在此基础上构造的“边缘人”概念构成了社会科学对于西方现代人人格的基本设想,也构成了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迁徙与城市化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潘光旦移民研究的梳理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边缘人”的人与社会的空间关系:“始迁祖”的迁徙使其血系脱离了过度狭隘的家族制度与僵化的阶级制度的反选择作用,培育出符合儒家社会理想的成员,最终改变了一地的社会风气。本文认为,“始迁祖”构成了与“边缘人”相对应的理解城市化等重要社会过程的基本理论概念,二者之“退”与“进”的空间观念差异体现了中西方社会学思想对于人—社会—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特异的精神气质。

乡村旅游景区三维智慧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

为提升乡村旅游景区的管理水平和游客体验,近年来乡村旅游景区三维数字化管理平台逐渐得到应用。本文以洪洞大槐树景区为例,首先介绍了三维智慧景区建设方案,设计交叉环绕航线获取景区影像数据;然后基于测区影像数据构建实景三维模型;最后搭建整个三维智慧景区管理平台,实现景区三维数字化管理,从而为景区提供更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

始祖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神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始祖神话最为典型。具体而言,各民族始祖神话传递着对整个华夏民族的血缘认同。这种以观念意义上的血缘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是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观情感纽带。以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为代表的创世始祖神话经其广泛传播,为多地域、多民族所接纳,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的地域认同。这种以地域为依托的民族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物质基础。以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神话传递着对中华民族精神信仰认同,反映出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各民族始祖神话以血缘为纽带、以地域为依托、以精神信仰为核心,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始祖发祥地考

清始祖发祥地是不同历史地理时期同一地域的三重叠加,最初是辽代的布科里城,次之是清代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泡子屯,最后是今阿穆尔州康斯坦丁诺夫区的谢米多姆卡,即今天的谢米多姆卡是清始祖发祥地,证明当代历史学家戴逸在《简明清史》中的论断:“满族出自建州女真,他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

试论大阪藏《护法天王图》为早期全真教壁画稿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托名王维绘《护法天王图》为《宋画全集》所收录,过去学界未予重视。图画中有以钟、吕为首的仙人形象,并有诸多男女道士,且寓含三教合一的教旨,当与全真教特别是龙门一派有关。画面中大量贫者的出现与早期全真教收容底层人士的背景相契合。由服饰、鉴藏史两方面考察所见绘画早期因素推测,此作绘制年代当在金末元初之际。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上古汉语祖先义“先”字同位结构的语体类型考察

古汉语文献中常见同位结构,但不同典籍中同一语义的同位结构在外在形式上往往差别很大。以上古汉语中常用的祖先义“先”字为例,对《尚书》《殷周金文集成》《左传》《国语》和《史记》中的祖先义“先”字结构的分布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发现《尚书》和《殷周金文集成》罕见使用“先”类同位结构,而《左传》《国语》和《史记》中的“先”类同位结构使用频率较高,且《史记》中“先”类的同位组合形式更多样。结合“时空律”和“长短律”等语体定律来看,可知“先”类同位结构拥有更多的时空因素,且不同类型的同位结构亦存在差别。《史记》中出现的新式组合,因为前后项长短不一、结构上前轻后重,展现出更多口语体特征。

祖先亲属与陌生人:《太平广记》鬼魂故事的类型学研究

《太平广记》中的鬼魂类型可以划分为祖先亲属的灵魂和不知姓名的陌生鬼魂两类。民众对两类鬼魂施以不同的情感、态度和民俗仪式:作为“熟人”的祖先亲属的鬼魂是民众熟悉的人,往往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尊敬和怀念之情;而那些不知来源的陌生鬼魂就是要远离并驱赶的陌生人,是有序的幽冥社会秩序的“逃逸者”。对“陌生”鬼魂的驱逐源于当时熟人社会的逻辑和幽冥世界与人间世界一致性的观点。早期先民对于鬼魂的信仰和想象实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一个投影。

儒学入边与大一统秩序建构——黔中屯堡金氏家族传统祭祖活动考察

黔中屯堡是明中央王朝国家治理视域下“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等策略的特殊历史产物,至今仍鲜活葆有明代以降中原文化大传统与西南区域文化小传统交融互动之痕迹。以金氏家族为代表的屯堡家族长时段且周期性地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举行大规模祭祖活动的行为,使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大传统不断浸润至西南边地,不断刺激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不断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内在特征,并彰显出屯堡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功能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