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刑法的构造与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

科学理解金融刑法的构造、厘清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金融刑法规范具有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罪状设置上的从属性、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保护法益的管理性和部分条款的超前性等特点。金融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与构成要件短缩性使得部分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存在模糊性。对金融犯罪侵害法益管理性的过分强调不利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的实质区分,部分金融犯罪案件的认定可能与法秩序统一性存在背离。科学理解与厘清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可以继续采取统一的刑事立法体例,对采取短缩构成要件类型的金融犯罪认定应保持限制立场。此外,区分金融犯罪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应当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以对金融秩序法益的科学理解指导对金融犯罪的实质解释。

行刑交叉案件的司法困境及解决之道——刑事违法相对从属说之提倡

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不断入侵行政法领域使得行刑法域的界限日渐模糊。行刑交叉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不合理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没有厘清行刑法域的违法性判断关系。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话语体系下,承认“一般违法性”在刑事违法性判断中的前提性地位不仅在立法层面有法律依据而且在司法层面有真实案例支撑。刑事相对从属说能够尊重整体法秩序本身固有的阶层构造,兼顾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意识,是解决行刑交叉问题的最优解。以“独立判断行刑法域所保护的利益”为起点,以“法益在质上是否一致”来决定刑事违法的从属程度为归宿这一二重递进判断规则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实然路径。

试析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行政干预

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宪政秩序是美国政府行政行为需要遵循的框架,政府行政干预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金融立法是政府行政干预的行为依据。创新必须要有监管,稳健的金融立法是稳定金融市场、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工具。金融立法应考虑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情况,会选择不同特色的社会制度和行政运行机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使用假币罪疑难问题探究

目前通说认为,使用假币是指将假币作为真货币置于流通的行为。但在具体案件中,这类行为往往与盗窃、诈骗行为相似,以致适用罪名发生困难。文章指出:在ATM机上存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采用掉包的手段以假币换取真币的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以假币购买古董的行为,应当构成使用假币罪。

金融危机下社会治安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

在金融危机下,社会各领域不稳定因素增多,特别是当前形势下的政治、经济、公安队伍自身建设及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等问题凸显,社会治安管理面临新的问题,形势不容乐观。应强化公安机关职能,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推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

试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具有犯罪领域的行业性、犯罪主体的组织化、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犯罪手法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应从确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思维,加强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建立健全侦查协作制度、强化经侦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侦查防范。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立法新发展

今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做了较大修改,增加规定了“骗用金融机构贷款、票据罪”和“金融机构背信挪用资金、资产罪”,修改完善了“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和“洗钱罪”,体现了立法者对维护金融管理秩序正常进行的信心和决心。

洗钱罪的犯罪客体——洗钱怎样危害金融管理秩序

通过对洗钱犯罪活动的宏观危害性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将洗钱罪的犯罪客体归结为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更为科学的,更有利于认清洗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效遏止洗钱犯罪活动。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立法修正及评价

《刑法修正案(六)》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做了较大修改,增加规定“骗用金融机构贷款、票据罪”和“金融机构背信挪用资金、资产罪”,修改完善了“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和“洗钱罪”,反映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化和刑罚化趋势。

金融刑法分类标准的理论解读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显然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存在不同,前者是诈骗行为在金融交易领域的体现,侵害的不仅仅是公私财产权,更包括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害。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显然立法者希望将此类诈骗行为重点规制,将金融诈骗行为的构成要件采取了类似行政刑法立法的处理,其既难以归入典型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也特殊于一般诈骗,形成当前立法的现状,是理论的修正也是政策的使然。

铁路公安机关办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的几点思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有的规定比较具体,但有的规定却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和抽象性。许多现行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有关于公共场所秩序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实践中,对一些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以及如何处罚存在较大争议。应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以更好地规范执法和维护社会秩序。

事业单位财务支出要立章有序

事业单位的财务支出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合理地控制支出必须依据会计法规做好预算,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务列支中应遵循"先发工资、保障运转、实施奖金、促进发展",即"一工资、二运转、三奖金、四发展"的主次先后有序的排列,这是合理而便于操作的章法。

论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兼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轻微犯罪中的应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近年,犯罪门槛下降、轻微犯罪增加体现了刑法立法"宽松立法,从严打击"的趋势和要求。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便是该立法目标的体现。在刑法司法过程中对轻微犯罪的具体适用则应当坚持"严格适用、从宽处理"的原则。以此为原则,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客观危险行为应当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三次以上且受到了行政处罚的扰乱行为之后,再次实施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行为。

论行政犯的犯罪本质——基于行政犯入罪逻辑的思考

行政法创设秩序具有第一次性,刑法创设秩序具有第二次性。由于行政法秩序具有局限性,不足以规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政不法行为,所以行政犯应运而生。行政犯与行政不法行为存在质的差异,行政犯的本质是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刑法不是行政管理的工具,行政犯的社会危害性体现为对先于实定法的特定社会法益的侵害,而不是对行政管理秩序或者活动的侵害。对行政犯的司法认定,不应过于强调行政犯与刑事犯的界限,应当坚守社会危害性的实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