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误区与理论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司法适用的若干误区。本罪立法已包含刑法干预早期化的思想,其司法适用不宜再过度强调预防性特征,应在绝对的共犯独立性和严格的共犯从属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正犯行为相对宽松的事实性制约。本罪被帮助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都在司法适用中被过度放低。被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只有在一对多共犯参与模式中才能例外性地放宽,帮助行为的罪量认定则应牢牢把握不法关联性,审慎对待银行卡流水金额这样的泛化标准。应当对本罪主观明知进行限制解释,适当收缩推定规则的适用,防止责任主义原则的弱化。本罪的司法认定应在积极治理网络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方法用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的精神病人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对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2001年鉴定的159例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件进行回顾性资料分析。结果该量表的绝大多数条目在不同责任能力组差异均达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作案现实动机、自我控制能力损害、自知力损害、作案时间选择性、现实检验能力损害、生活自理能力损害、工作或学习能力损害等是影响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以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作案现实动机、自知力损害等因素更为明显。结论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可为精神病人责任能力评定提供相对可靠的客观依据。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中的使用情况。方法对103例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被鉴定人分别使用《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进行评定,并同专家结论进行比较:使用BPRS对精神症状评分:对被评定为限定责任能力的案例进行三级划分。结果量表总分的组内相关系数ICC=0.9073:全量表同质信度Cronbachα=0.9572,分半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和0.991,二者相关系数r=0.969。《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和《暴力作案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相关较高.r=0.946。量表结论与专家结论的一致性高,Kappa=0.95。限定责任能力案件得分与专家分级意见的一致性高:Kappa=0.97。《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总分和BPRS总分相关性高,r=-0.797。结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暴力案件的鉴定中具有可用性。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者过错制度

被害者过错问题是被害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害者过错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刑法学意义,而这一问题虽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刑法学界意识到,并在立法中有着片段性的反映,但问题没有被系统化地认识和规制。根据其对刑事事件发生的影响力大小及性质的不同,具体被害者过错可以被分为迫发行为、引发行为、激发行为和触发行为等几个层级,并和加害者刑事责任的大小呈反比对应关系。抽象被害者过错有着与此一致的道理。在刑法及一些相关法律中确立完整、系统的被害者过错制度,意义显著。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多因素判别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相关因素。方法:通过回顾性病例对照分析及随访调查,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简明精神症状评定量表(BPRS)、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对接受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147例刑事案件责任能力评定的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结果:①在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分裂症组中,BPRS评分总粗分及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等因子分分别高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组(P<0.01)。有刑事责任能力组与无刑事责任能力组的精神分裂症病人除审讯或检查时对事实掩盖这一条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条目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②精神分裂症案例与非精神分裂症案例一般资料比较,凶杀、伤害案例的精神分裂症组显著高于非精神分裂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通过逐步判别分析,既往精神病史、鉴定诊断、思维障碍、激活性、及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中反映作案时情况的因子2、作案后对后果认识的因子3、作案后对自我保护能力因子4、疾病严重程度因子5等8个变量最终入选判别方程。结论: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受疾病种类、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在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中,疾病严重程度、作案时的诱因、作案后对后果认识、作案后对自我保护能力等因素对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有重要贡献率。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情感性精神障碍案例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情感性精神障碍案例中的运用。方法多中心收集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案例,对其中的情感性精神障碍人完成量表评定,同时要求鉴定专家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按辨认与控制能力受损的程度进行三级划分。结果小部分组、部分组、大部分组量表评定总分的平均分依次升高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分别为22.07±2.59、25.93±6.12、29.61±4.50;量表共15个条目与评定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从0.289至0.703不等;因子分析得到7个因子,能解释74.958%变异。结论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内部构建合理,在情感性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限定评定中,能有效反映再分三级之间差异。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定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主要立足于三个命题:“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解决“低龄犯罪人”问题的应然手段,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控制能力。通过对实证数据与相关论据的收集分析,前两个命题得到证伪,第三个命题无法证明,由此可以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合理性依据。从我国历史与近代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发展历程来看,调整年龄节点的主张从未停止,援用的理由相差无几,经历过多次变动与论证后延续至今,具备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从我国的义务教育设置与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的基准点应以义务教育的结束为合理节点,采取“从高到低”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逻辑。综合上述理由,兼顾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导向,最终得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合理,不需降低的结论。

伦理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刍议

近年来,我国的犯罪低龄化日益严重,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事例不绝入耳。于是,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纷纷要求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应当考虑的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出于多方面原因,从伦理的视角看,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有违中国"恤幼"的历史传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刑法的宽容性、人道性,也不符合对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的目的;其做法治标不治本,并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故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没有下调之必要。

论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从我国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具体阐明了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和解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必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和解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进而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免除处罚的后果。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违法者的犯罪学特征及其相关分析

目的研究在刑事案件中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违法者的犯罪学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性,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提供客观的科学依据。方法对300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研究对象使用自制的调查表进行研究,所得资料使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spearman相关分析及多元成组t检验等。结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违法者犯罪时有一定的犯罪动机者为81.3%,作案前有可疑的诱发因素者占研究总体的73.0%,作案前对作案对象、工具有选择者分别占总体的64.7%和62%,59.7%对作案时间无选择,为临时起意。作案后50%的被鉴定人缺乏逃避掩盖等反侦察手段,或有可疑的反侦察行为者39.7%,无伪装75.0%或可疑伪装22%。被鉴定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工作学习能力轻度损害者分别为80.4%和74.3%。相关分析发现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与作案动机的相关系数为r=0.116(P=0.049)、与作案先兆(r=0.114,P=0.048)、作案的诱因(r=0.172,P=0.003)、作案地点选择(r=0.139,P=0.016)、作案工具选择(r=0.170,P=0.003)、作案后的反侦察手段(r=0.132,P=0.022)及自知力(r=0.293,P=0.000)。结论部分刑事责任精神病能力违法者是符合CCMD或/和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的精神障碍患者,作案多有犯罪动机,作案前有可疑的诱发事件,作案前对作案对象、工具有选择,作案后缺乏逃避掩盖等反侦察手段,或有可疑的反侦察行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违法者在犯罪学特征与多项犯罪学特征呈正相关,其中与自知力和作案前诱因两项相关性较强,可将上述特征量化并结合作案当时的精神病理学特点。

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文本考察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有三个文本。经过10余年的立法发展、司法实践,《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3]7号)》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文本,其确立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贯穿于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但也存在缺陷,如专家化程度不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诉讼权利保障上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当其在法治框架下审视的话,《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三个文本也体现出权力主导特色。

论正犯与身份

在罪刑法定主义视域下,实行行为作为构成要件之核心的行为是犯罪论体系的主脉。以实行行为为基础的正犯是共同犯罪的纽带,同时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进路。间接正犯与身份、亲手犯与身份犯以及共同正犯中的身份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亟须理论上对其厘清,以指导司法实践,从而实现刑法的社会控制、法益保护以及人权保障的机能,最终实现刑事法治,构建法治国家。

论重婚人之赠与权利限制——从一起第三者受赠遗产案谈起

重婚是一项刑事罪行,同时也是侵犯他人合法婚姻的民事侵权行为,重婚人不能因自己的违法行为受益。因此,法律应明确对重婚人因重婚行为而发生的赠与权利进行限制。

逃税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从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方面对偷税罪进行了重大修改。从理论上对偷税罪的危害行为、既遂标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等予以解释,以探究立法原意、指导司法实践。

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

对于内国法律而言,刑法的处罚不及于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与之对应的是国际法领域中国家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讨论。在国际法框架下,国家作为"集合性"的国际法主体,当然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主体权利,但是,也必须承担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所以,国家对其所犯下的国际罪行,无论责任形式如何,其对国际责任的担当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更多讨论应该在于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应采用的责任原则以及使用的实现形式。

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强奸案件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强奸案件中的运用。方法用《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评定量表》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77例强奸案例,完成了量表评定,同时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三级划分。结果小部分组、部分组、大部分组量表评定分逐渐升高,且具有显著性差异,量表共16个条目与评定分相关,相关系数从0.265至0.611不等,因子分析得到7个因子,解释75.784%的变异。结论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量表内部构建合理,在强奸案件中其评定总分能有效反映三级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之间差异。

老年犯罪人——不容忽视的犯罪主体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老年人犯罪的增加就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老年人犯罪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对老年人的概念和老年人犯罪现状的分析入手,研究了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和对策。

刑事被害人过错问题探析

被害人过错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刑法学意义,而这一问题虽已在不同程度上被各国刑法学界意识到,并在立法中有着片段性的反映,但问题没有被系统化地认识和规制。在刑法及一些相关法律中确立完整、系统的被害人过错制度,意义显著。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查证若干问题初探

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查与确定,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是否适用死刑等问题。在对证明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种类作出分析,并探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审查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对策。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

犯罪主体在犯罪构成要件中是不可缺少的,而自然人犯罪主体是犯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缺陷,建议立法修正。文章还对自然人犯罪主体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的不同类型和新的特征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