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体系建构

中唐是吏隐主题诗歌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中唐吏隐诗学的发展定型与京畿空间关系密切,具体是由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等京兆府畿县县官推动。京畿空间是仕与隐交织的场所,为吏隐主题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诗人“官”与“吏”的双重定位、地方官与中央官交集的工作环境营造了吏隐主题创作的政治前提。“文以饰官,隐以淡吏”构成了创作群体的情感表达。“幽”与“闲”的交响显示出创作群体的审美趣味。萌芽性、间歇性、持久性反映出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的演进特点。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产生、构成、变化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嘉靖辛卯《雍熙乐府序》作者“王言”考

春泉居士王言所撰《雍熙乐府序》,是判断《雍熙乐府》版本的重要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前学者未能充分重视此篇序文的作者,致有讹误。今考证得:王言,字君实,号春泉居士,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今浙江丽水市云和县)人,活跃于正德、嘉靖年间,雅好文艺,与当时贵胄名士多有交游,现存曲作三首。据王言的交游资料可知,其官职为锦衣卫千户,惜明代《武职选簿》残缺,不足征信,未能揭橥其任职经历。今之钩沉考证,可兹匡补《全明散曲》《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之失。

两山之间:论襄阳鹿门山与岘山对孟浩然的影响和塑造

孟浩然与故乡襄阳彼此注解、彼此成全,襄阳的山川风物不仅组成了孟浩然的物质生活环境,而且对其诗人形象及诗歌精神的变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故世有“孟襄阳”之称。鹿门山与岘山作为孟诗中襄阳最重要的山林,两山各自所代表的庞德公与羊祜的典故文化,及背后仕与隐的不同处世态度,在孟浩然生前、身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塑造。分析孟浩然诗对两山的表现与两山在孟浩然身后评价接受中的不同地位,可以从更微观的视角考察襄阳与孟浩然的关系。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宋代吏隐文化的精神内涵

宋代吏隐文化的繁荣是我国士人人生方式与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唐宋文化转型后士大夫主体关于"人之存在"的重新思考与深度探索,虽承继白居易中隐而来,但在精神境界与生命格局方面均超越白居易中隐而存在,这源于宋人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宋代吏隐文化包括如下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为仕与隐的圆通融合,一为艺术化的生命存在。前者是关乎人生价值的探讨反思,后者则具体为人的存在方式。

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

庾信集中涉及隐居内容的诗赋为数不少,这些诗赋创作于庾信入北后的前、中两个时期。前期创作集中于入北的最初六年,流露出向往隐居的强烈意愿,其实质是借隐居来消解心理重压。中期创作于周武帝建德初,庾信受当时北周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而赋闲在家,诗赋表达的是不甘于隐居、渴望被重视的"求官"意图。庾信入北以后,其仕宦经历、思想历程都曾发生各种变化,对庾信诗赋中的"隐遁之念"应辨正地看待,把握其变化与实质。

遁归审美——孟浩然之隐逸及其文化意义

孟浩然是唐代一位布衣终身的隐逸诗人,但终生都渴望着仕宦,心灵始终痛苦于功业无成。世人眼中纯粹的隐逸诗人孟浩然,实际上经过了后人所期望的隐逸化处理,因而孟浩然形象的历史变迁,凸显了古代文人缺乏探索的勇气而满足于心灵自适的逃遁性格。

从《归田赋》、《归去来兮辞》看士大夫对“隐”与“仕”的抉择

隐逸是中国士大夫特殊的自我保护方式,在中古时期殊为显著,隐逸原因、方式是复杂的,本文以张衡、陶渊明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讨论了隐者归隐后的人生依托,以此为标准,笔者将其分为三类,即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并分析了隐士与政治藕断丝连的联系。

坚守与无奈——宋元之交的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

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导致士风萎靡,士人们在国亡之际分道扬镳,有坚持气节者、隐遁不仕者,也有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者。在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各有各的坚守,各有各的无奈。他们的创作既是士人心态的缩影,又是时代陵谷变迁的折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宦情结

出仕还是隐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两种不同的生存选择，由于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使出仕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而隐逸也是为了求仕，从而消弱了学子们生存的目的性。

盛中唐词的文化之变

有论者以六朝为词之滥觞,是由于梁陈宫体诗为宫廷文化的产物,而唐词之兴也与宫廷文化相关,由君臣宴饮到内宫生活,产生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最初之词。中唐词开始涉及边塞文化与贬谪文化,张志和所作则是隐逸文化的体现,而王建的词可见中唐的三元文化构建,尤其表现出上接宫廷文化,下开士大夫文化的特点。中唐词人中,刘禹锡、白居易作品最多,除创调意义外,他们所作更在贬谪与闲适二义上,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词中的转换、发展,闲适中饶感伤更是南唐、北宋士大夫词以“闲情”为大端的肇始。

浅议吴文英词中仕与隐的思想

从吴文英的具体作品入手,分析词人"仕"与"隐"的思想。吴文英一生虽非仕非隐,但"仕"在吴文英思想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词中表达的痛苦往往与作者不能实现人生"怀抱"的愿望相关。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论韦应物宦苏诗

中唐诗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留下了不少高雅闲淡的诗歌。其宦苏诗多采用五言古体,创作题材的来源十分丰富。韦应物善用朴实自然的语言,营造幽深的意境,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与朋友间的深情厚谊以及内心的"吏隐"思想。韦应物宦苏时,由于苏州当地经济富庶且受战火影响较小,因而其内心"吏"与"隐"的矛盾冲突得到了暂时的调和。闲暇的日常生活中,韦应物常常参与饮宴集会、外出游览山水或寄情于郡斋中的细小景物,其诗歌的创作对同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王维亦官亦隐的佛道依据

王维一直心存辞官归隐之心而终未归隐,这种矛盾的思想,可以从《维摩诘经》中找到答案。从俗谛的角度看,王维的处世之态是亦官亦隐。从佛教的角度看,王维的立场在生佛之间,既在生又在佛,既不在生又不在佛。这就是居士。王维视维摩诘居士为楷模,一生效法维摩诘。力图整合出家不出家的两条道路,整合出世入世思想,“在家而重出家之美,深其恼耳”,这正是他的苦恼所在。王维一生都在寻找合理的人生,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主宰,企图通过奉佛参禅寻求精神出路。这种苦闷、彷徨与探索,最终被他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