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H6发掘简报

1997年1~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陕西省西安市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秦封泥。其中H6出土秦封泥234枚,内容丰富,为研究秦代官职体系、政区地理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古文字演变、书法艺术及古代封缄工艺的珍贵材料。

隋张盛及夫人王氏墓志考

隋张盛及夫人王氏墓志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该墓志纪年明确,志文记录了张盛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北朝的经历。根据志文推测,张盛曾祖等三代皆在南朝任官。其家族于北魏景明年间自南朝入北,家族成员定居北朝并担任官职。张盛所授官职皆早于隋,甚至早于北齐官品颁布之前。据墓志及相关资料可知,王氏卒地相州灵泉县至迟于隋开皇十年被裁撤并入相县,而非新旧《唐书》所载唐代武德年间,可勘史误。

魏晋南北朝游军研究

“游军”在史籍中一开始指代游离于外、居无定所的军队,而后逐渐成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分别出现于三国后期的平定诸葛诞的淮南战场和魏蜀交战频频的关中战场。两晋南朝时期,游军一方面仍是临时的机动军队代名词,运用于大规模的军事场合;另一方面出现了层级化和职官化的趋势,并承担了地方治安和守卫的责任。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游军仍为临时机动军队的代名词,未出现和南朝相似的专官管理和层级化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游军彻底沦为了机动军队的代名词。

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天子贲庸,诸侯疏杼”——试释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之抵牾

根据南宋临安城官式建筑实例中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中记载不甚相符且普遍较北宋为小的现象分析,造成抵牾现象的原因包括:南宋营造部门的变化与其权力的下移;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规格制式相异,匠人不同故营造手法不同;南宋士大夫对江南文化的“入乡随俗”;南宋文官政治的痼疾、基层吏治腐败及行政管理能力下降。具体以近数十年考古发掘的南宋临安城恭圣仁烈皇后宅、府学、府治、御街、太庙、宗学等资料全面丰富的遗址为建筑实例,将所发掘的墁地方砖、柱础、道路用材、房屋上层建筑构件的规格制式与《营造法式》记载进行比对。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北宋“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新识

“康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为一方北宋官印,因纪年明确、品级较高、铸刻精美而备受学界关注。然而,此印面的首字“■”释读有误,应厘定为“奉”,而不是“康”,印文当通读为“奉宁军节度观察留后印”。该印不仅是现存惟一的宋代“节度观察留后”所用官印,而且是目前仅见的两方宋代鎏金官印实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与文化审美研究

以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形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北宋汝官窑瓷工艺特征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与实例分析法等方法,探究其器型形制、装饰特征、烧制工艺与文化审美特征。从地域、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特征风格的形成是受北宋汝官窑瓷文化的影响,是南北宋时期文化交融与智慧融合的产物。南宋修内司官窑瓷造型拙朴、釉色青润明亮、气韵庄重浑厚,具有古拙而又讲究的特征,充分体现古人善假于物、物尽其用、因地制宜的设计意识。

军事控制与民众自卫——明清时期赣南山寨与地方社会

自明中叶以至清代,赣南地区兴起众多防御建筑形式。不同于城、堡、村围、围屋等建筑,赣南山寨的修筑者既有官军也有盗贼,更多的则是绅民。官军、盗贼山寨都为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而绅民修筑的山寨则多具自卫属性。伴随着流民在地化和赣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等社会进程,官军山寨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削弱,以山寨为据点的盗贼力量在赣南乡村中日趋式微,而内以血缘世系相凝聚、外以绅民团练等形式相联结的家族或宗族型山寨最终成为晚清赣南山寨的主要类型。文章对大田梅氏寨居过程进行探讨,则为窥见明中叶以来赣南地区历史社会动乱之下的民众应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书风源流考述

《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唯一的大字摩崖作品,其表现出的篆隶笔意,有着特定的历史成因和自然成因。其笔法、结构及章法特征的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颜真卿后期楷书如《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宋璟碑》及碑侧记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颜真卿晚年书风转向自《大唐中兴颂》始。

官、职之间:论南朝吏部选举权力的变迁

南朝时期,吏部不再单独拥有选举的权力。他官被皇帝授予“掌大选”“掌吏部郎事”后,可参与吏部大选、小选获取吏部选擬的职权。这种无官品,有具体职权、事务的任命,与正式官职有所区别。皇帝还通过“特发诏授官”的形式,在制度外进行官职的任免。上述情况反映了南朝皇权的复兴以及士族在政治博弈中逐渐丧失了对吏部选举的掌控。南北朝时期存在着不少正官以外的“职事”,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算法的南宋官窑出土瓷片分类

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LS-SVM)算法用于杭州南宋官窑2窑址出土瓷片的分类研究中,根据瓷片胎和釉的主要、次要和痕量元素组成对它们进行了分类,用留一法检验其分类效果,并与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算法和自组织特征映射(self-organizing map,SOM)算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SVM算法和LS-SVM算法比SOM算法更适合于处理"小样本"问题;一般情况下,SVM的分类效果比LS-SVM的分类效果好,但是LS-SVM具有更快的求解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