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秦汉高级军吏铠甲演变考析

铠甲作为中国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性军戎服饰,是军事作战的刚需品,探究铠甲的演变对于考古学具有重大意义。对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材质、甲片、结构、编缀方式、装饰特点和艺术风格进行考析,有助于了解秦汉高级军吏铠甲的演变历史。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基于汉代画像砖实证材料的进贤冠起源、形制及使用

进贤冠是汉族男子冠服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冠式,其演变与中国古代官员制度的发展相联系。为了研究汉族冠服形象体系中文职官员的进贤形象,文章基于汉代画像砖史料实证汉代进贤冠的起源、形制及使用,有助于推动汉代男子官员形象研究。研究指出,进贤冠作为汉代官职体系发展的衍生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基础样式,经新政时期完备,在东汉时期趋于成熟。汉代进贤冠独具特色的形制样式及符号表征在传统的各阶级中烙下深刻印记。进贤形象呈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及礼仪规范,是传统阶级文化的沉淀亦是多维审美趣味的展现,对历代汉族男子的冠服体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唐建筑风格在武威东站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铁路客站融入地域建筑文化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还能为铁路客站赋予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为例,通过梳理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汉唐建筑风格特点,提出将汉唐建筑风格融入铁路客站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从传统建筑形式的转译、建构一体化设计手法、室内外一体化设计、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等角度进行阐述,充分展现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中的汉唐建筑风格。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

汉代岭南类型陶灶以带有前出地台、有底为显著特征,平面以长方形或梯形为主,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出现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后,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从时代、形制上看,不排除其受到徐州地区陶灶影响的可能。岭南类型陶灶在东汉时期传播到了邻近的湖南地区,其中平面为舟形的陶灶在六朝时沿北江、赣江传播到了江西地区。岭南类型陶灶基本上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这些主要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汉代盐官探析

盐官是国家盐务的主要执行者。汉武帝之前的盐官设置难以详考,汉武帝后实行盐业专卖,国家在中央、郡县盐场均设有盐官。两汉盐务主管部门历经变迁,汉初为少府,汉武帝到东汉之前职归大司农,东汉属太尉。地方盐务机构以“事”为中心,与县廷并不重合,而是设在盐场或盐场附近;盐官的秩级、吏员配备与县级长吏类似。盐官选任的考量因素包括是否熟悉盐务、是否廉洁;候选者必须遵守“回避”原则,即本县盐官不能用本郡本县人。汉代盐官的职掌在不同时段略有区别,汉初主要负责征收盐税,汉武帝到新莽时组织官营、防范盐业私营、储存食盐等。东汉既要负责部分地区盐业的国营,又要监管私营者生产,对私营、商销者课税。盐官在汉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研究述评

清官形象在关汉卿剧作中时常出现,并成为关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文章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关于关剧中清官形象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成因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个案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文化意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