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苏州士绅的家族和活动——以范成大为核心

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南宋苏州士绅家族,在地方上往往并不享有特权,且随着时间迁移逐渐走向衰落。影响这些家族兴衰的因素包括核心领袖名望才能、家族人数、科举仕途、文学家风等。南宋苏州的地方建筑工程由地方官主持,士绅们普遍参与,但往往局限于作文纪事的程度。士绅们的才学、对本土的了解以及与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成了他们能否参与这些工程的主要考虑因素。南宋苏州方志工程无论是由官员领导还是由士绅发起,都是官员与士绅合作的成果。仅就南宋苏州而言,地方官与士绅之间保持着浅层次的合作关系,这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剧变,促使士绅更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

论曾国藩的清正治家之道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学者。和其他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他在为官生涯中遇到了家族成员存在的问题,即政商交易、干预公务、花费奢侈以及道德有污点,不利于家族的延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不干预公务的观点,指出干预公务的后果,规劝父亲和弟弟不要干预公务;提出“八败说”,即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深刻剖析了古来为官者身败名裂、家族消亡的原因,警醒自我,教育家人;提出治家的三字诀,即清、慎、勤,经济上要清正清廉;政治上要谦虚谨慎,不骄傲自满;生活上要勤俭持家,保持寒士作风。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弟弟私德有亏以及次子曾纪鸿沾染官宦子弟习气等问题。

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南齐政治中的双重脉络及其关联

南齐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的并存,是萧道成淮阴豪强势力与建康门阀合作建国的结果。南齐皇室以第一家族身份与门阀士族建立的联合统治,为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淮阴豪强及军将、恩倖等成为南齐的另一统治根基,他们分割了门阀的统治权。齐武帝、齐明帝缺乏门阀认同,推崇重吏才、尚吏事的执政路线。齐武帝死后,建康门阀“风流名士”策动萧子良登基以延续门阀政治;尚吏事的豪强及军将、恩倖则支持萧鸾夺取政权。齐明帝统治的建立标志着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走向衰歇。南齐的政治困境成为梁武帝天监官制改革与门阀改革的缘起。

清宫女官制度抉微

女官是封建宫廷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清宫在顺治时期仿照明制设立专职女官,自康熙朝开始女官则改为临时性择选,其发挥的作用远逊于明代,仅在皇室婚礼、册立皇后与册封后妃等典礼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这些女官主要在内务府三旗中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妻室中择选,若不能满足,亦会扩大至八旗。因女官不是专职,没有薪俸,所以内务府赏银和缎匹给参与典礼的女官,并承担相关费用。清宫女官的这种改变减少了宫中服役女子的数量并节减了宫中开支,同时还能减少对民间的干扰。总之,清宫女官只是对清宫典礼中承担具体事宜女性的泛称,是沿用前朝的称谓,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因盐制利与官私之争——清代河套地区盐业初探

通过对盐业的研究窥探河套地区清代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域,本文以清代乾隆年间《盐法议》为研究对象,从河套地区盐业的生产、供给、运销、社会生活等方面出发,重点剖析了在当时环境下生产食盐情况、官私之盐对立之态。阐述了围绕河套地区盐的生产和运销的管理促进了本地区盐业发展的史料价值,是发展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宝贵财富。

秦及汉初治狱之吏的法律责任及惩处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

明中后期“国权下县”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海瑞《淳安政事》为案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基层社会领域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效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时,一批优秀的“亲民知县官”脱颖而出。他们运用一套成熟却又早已松弛的权力机制,积极投身于基层社会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效益,重树了“国权”威严。海瑞便是其中一位。《淳安政事》是海瑞知县一方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结晶,其中所呈现的“官民合治”模式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淳安社会的有序发展,保障了地方百姓的安居乐业,还将国家权力意志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深入到县级以下的基层领域。这种模式的成功运用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现代社会的基层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办公信息流处理系统研究

针对知识管理在办公业务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办公信息流处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给出相应的形式化描述,并由此设计出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办公信息流处理的原型系统,最后对此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元数据在电子政务办公系统实现中的应用研究

为了有效利用元数据来增强电子政务办公系统的可操作性、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数据一致性,文章首先论述了元数据的定义及其在电子政务办公系统中的一般作用,然后基于笔者在“辽宁省党政信息网”,主体软件工程中的开发实践,从数据存储、数据交换、数据展现等五个方面多角度探讨了元数据在电子政务办公系统中的应用和实现机制。

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参政议政与盈余管理

手工搜集了2004年-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的相关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边际显著负相关,而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显著正相关。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公物概念及其在我国的适用——兼析《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公物是行政主体所直接管理的、用于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财物,它包括公用物与共用物,前者是直接供诸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使用的物品,后者是直接供诸社会民众生活或生产时使用的物品。公物虽然由国家及地方政府、公共团体管理,但是其相关权利属于公法上的权利,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权利殊为不同。我国现有《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公物上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论唐代后期御史台的政务官化

开元十一年(723),唐代行政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安史之乱结束以后,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发展。作为司法监察机构的御史台,日益插手国家行政事务,从参与中枢决策,到在政务运行过程中承担部分文书传递工作,行使行政勾检职能和行政监督职能。御史台还直接侵夺本属于尚书省六部诸曹的政令权和事务权。御史台的政务官化倾向,使其在唐代后期的国家政务运行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对原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和权力形成冲击。

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 ,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对贸易的参与方面。其中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 :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政府对贸易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官营贸易及官吏经商两个方面。通过历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 ,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地方人民政府官方微博的聚类分析与评估——以江西省设区市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官方微博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对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江西省作为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其政府官方微博的建设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新浪微博认证的地方人民政府官方微博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收集和汇总江西省11个设区市人民政府的官方微博在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评估,并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官方微博运作与管理的对策建议。

电子党务与预防职务犯罪

在信息化时代,职务犯罪呈现出了智能化、隐蔽化、多元化、集团化的倾向,当前传统的职务犯罪预防手段已经难于达到有效的控制。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推行电子党务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党委和反腐败机构面临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渎职罪主体构成的统一性要求

关于职务犯罪的主体 ,司法实践中就存在大量的问题 ,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至今问题没有解决。本文就我国渎职罪主体的立法及司法问题及理论冲突进行了相关分析 。

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

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与民国初年外交部在人事关系上一脉相承,但随时代变迁、制度因革,其官员来源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总理衙门从经历科举考试的六部官员中考试选任官员,他们多由"正途出身";外务部继承总理衙门的制度,然在1906年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改变原有的考试之法,施行奏调。此后五年内,留学生、驻外人员、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举贡考试合格者,通过奏调或考试、掣签的方式,进入外务部任职,后科举时代外务部官员结构逐渐多样化。辛亥革命之后经南北和议成立的民国政府,将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人员多从外务部留任,但大量裁汰原总理衙门官员、举贡考试人员及留日学生,通晓外语、有驻外经验者构成外交部官员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一个成长、选任皆具相对独立特征的职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