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Solicitude for The Poor Rural People——An Interview with Lin Yuechan, a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Fujianofficial from Fujian

Fujian Province has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this reason, our correspondents interviewed Lin Yuech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Rural Affairs under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Fujian Province.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主流新媒体的“轻传播”模式及其特征——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100篇报道为例

移动网络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传统格局,也给主流媒体带来了重要变革。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100篇新闻报道为例进行内容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主流新媒体“轻传播”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新闻类型上更偏重篇幅较短的消息,在情感识别方面更注重中立和正面报道,能够很好地满足新闻传播在时效上的要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内容虽然在来源上更严谨,推送上更为频繁,但基本上表现为“轻传播”的模式,是主流媒体在移动网络时代轻传播的一个代表。

清代华北乡村的治安问题及其官民应对——基于顺天府宝坻县青苗会组织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生态恶化,经济萧条,华北乡村出现了大量偷窃、抢劫、赌博事件,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对于乡村繁多的治安事件,州县地方政府限于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全面干预,不得不加强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华北乡村自发形成了以青苗会为主要代表的自治组织,肩负起村庄治安的各项事务。在维持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庄与州县政府不断探索,从而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式。

从新榜指数NRI排名看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如何突破性创新——以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为例

当前职业教育类学术期刊如同大多数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一样,虽然进行了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但长期“各自为政”,微信公众号的总体活跃度和关注度不高,传播效能亟待突破.通过对职业教育类8种主要期刊的新榜指数NRI进行比较,分析这类期刊公众号总体活跃度不高的成因.结果发现这类期刊多因运营意识有限,缺乏内容思维,推文形式单调,互交能力弱.因此,需要转换单向度思维,从用户思维的角度重塑媒体融合的运营逻辑,拓展公众号的内容与形式,增加更新频率,依托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共同进行协同网络传播.

北魏四中郎将考论

北魏明元帝时开始仿照晋制设置东、西、南、北中郎将,并使四中郎将成为国家职事官。孝文帝官制改革后,先后制定前、后《职员令》,明确规定了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品级。而且,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又使东、西、南、北中郎将于洛阳京畿四方设置军府,从而将四中郎将的设置与京畿的防卫结合在一起。北魏国家为保证京畿地区的稳定,使东、西、南、北中郎将可以统领规定数量的禁卫军,并且,还使四中郎将隶属于中领军(领军将军)。北魏国家采取从现任职官中选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做法,并实行主要以拓跋鲜卑贵族担任东、西、南、北中郎将的措施,从而在京畿防卫上,使他们占有主导地位。可以说,北魏后期,东、西、南、北中郎将的设置适应了胡、汉交融的形势,因而,也就不同于东晋、南朝设置的四中郎将,成为具有新职掌的重要职官。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转换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典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官德修养为主体规范,以民本思想为价值导向,以监察监督等制度为践行保障。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廉政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贞观政要》中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即在官德修养上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在价值导向上要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在制度建设上要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冠位十二阶”与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冠位十二阶”来源再探

603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改变了当时日本的选官制度,起到了抑制氏姓贵族势力的作用,也使日本朝着律令制国家迈出重要一步。不可否认,这一制度中包含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但就其本身而言,“冠位十二阶”和高句丽的中央官位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影响了“冠位十二阶”的结构设定,对其命名方式也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高句丽僧人有一定关系。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研究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思想理念与内涵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政在养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技、赈灾济贫等方式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治吏安民是“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针对治吏安民,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为政措施。治心教民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目标,统治者提倡道德教化,用礼仪忠信和制度刑罚来引导、约束百姓,并通过君主的示范、地方官员的德政、学校的施教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是“治民”,也凸显着它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闻标题中跳脱辞格论析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闻推送与传统纸媒有所不同,微信平台新闻追求更多的点击量和阅读量,其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是吸引读者点击查阅的关键。近十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闻标题中最常用的辞格是跳脱。跳脱标题形式上的停延具有设置悬念、启发读者思考、增强情感表达的作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标题中使用跳脱辞格能为读者接受与理解,受关联论制约,明示——推理与语境效果共同影响读者接受使用跳脱辞格的标题。

唐代“清官”制度与文武关系之演进研究--以P.2504《天宝官品令》为中心

唐人的“清浊”观念与文武职类之间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尽管唐代在“清官”制度设计中“不拘文武”,然而P.2504《天宝官品令》揭示,唐前期存在文官与“清官”相对应的政治现实和“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安史之乱后,授予武官以宪衔的现象愈发普遍,反映出武官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断提升的趋势。伴随着“文清武浊”身份等级体系的瓦解,文武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得以重塑。

唐宋官箴与民本思想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官箴文献发展的转型期,从民本的角度看,这种转型表现在官箴书中出现了民本的专论,君箴大量出现,官箴更趋实用化。此时期的官箴在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施政措施中都体现出了民本思想。唐宋官箴影响了后世官箴的编写,培养了官员的品格,为官员施政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这些都推动了民本思想的传播、发展与落实。

“父母官”的先秦典籍渊源及其思想意蕴

“父母官”一词可追溯到先秦典籍“民之父母”之说。《诗经》“民之父母”主要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乐只君子”“恺悌君子”。《大学》《中庸》则着意强调“德位合一”的意义。《孔子家语》与郭店楚简的“民之父母”彰显出了忠孝两难的现实困境。《孟子》“为民父母”则以“仁政与王道”强调了对统治者的期许与对民生、民权的重视。《荀子》则集“民之父母”之大成,从理论层面破解了忠孝两难的困境,涵盖了后世“父母官”的大部分意蕴。“民之父母”作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当深入挖掘其思想意蕴,从权责相适应、义利相统一以及执政者的大局意识与胸怀雅量、执政者的自律与他律,包括换位思考等诸多层面进行现代解读,以实现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福惠全书》民本思想探析

《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以造福之心,行惠民之事”的民本思想是其主旨,贯穿为官之道的始终,并运用于指导州县的刑罚、财税、教化、劳务等治理实践。《福惠全书》的民本思想主要源于孟子的“不忍人之政”、清初君王的仁政爱民思想、黄六鸿居官经历及清初士大夫的治理实践。《福惠全书》的民本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并结合实际运用于州县治理实践,成为清代州县初仕者的指导书和参考书,对于我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以及实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搜奇标异”:江南幕客陆次云的西南书写

清康熙年间,穷愁抑郁的江南文士陆次云三赴黔湘,以游幕为业。西南大地于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地理文化空间,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令他在欣赏、感慨、认同之余,自身的精神风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重组。他以“搜奇标异”为宗旨,以奇山异水、奇风异俗、奇闻异说为主要审美对象,通过诗、词、文等各种文学形式,多角度、多层次书写心目中的西南影像,生动展现了夜郎故地的自然风貌、生活模式和历史印痕,蔚为大观。这些内容虽有与时势结合不够紧密之缺憾,但仍具不可漠视的文学意义以及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传播交流价值。

辽朝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探析

辽朝后族享有的传统政治特权主要包括固定与皇族通婚、世选为高官。随着辽政权的发展,固定通婚特权呈现出通婚家族进一步被限定,并受到外部其他民族势力的挑战,世选为高官特权则出现世选群体细化、世选职官范围增加且级别下移的趋势,从而导致后族传统政治特权整体表面上看似被强化,但实际却被弱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族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导致后族与皇族之间的联合执政局面被打破,后族享有的契丹民族传统政治特权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辽朝由传统边疆游牧民族政权向中原帝制王朝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