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论唐代礼官的地位升降与职权变化

唐初礼部与太常寺礼官各司其职,礼部礼官执掌礼制的制定、修改与解释,太常寺礼官根据礼部的指令与意见,负责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高宗武后时期,主礼乐政令的礼部司礼之责旁落具体事务部门太常寺。安史乱后,掌管礼仪诸务的是以礼仪使为首的,以整顿礼制、制定仪注为主的太常礼院。太常卿多以礼仪使的身份作为重要的司礼官员,负责重要礼乐政令及主要事务。唐代中后期,太常博士及其所属礼院实为制礼与变礼的核心官员和主要机构。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宋朝礼仪职官制度探略

宋代前期,礼仪事务虽主要由太常礼院负责,但“判太常寺兼礼院事”则可同时担任太常寺和太常礼院的长官。康定元年(1040)以后,判太常寺或同判太常寺多兼礼仪事,其权责高于知太常礼院或同知太常礼院,判太常寺官开始较多地参与礼仪决策事务,但礼仪事务主要办公场所仍在太常礼院。熙宁年间,“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办公地点由太常礼院调整到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寺虽不隶属于礼部,但在行政程序上处于礼部的下一层级,一般程序下太常寺要通过礼部完成与朝廷的沟通。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考述

地处中原腹地的山西平阳府自古有深厚的礼乐传统,有关地方音乐的记载见于明清以来的各类方志。通过对此类史料的勾稽,可以管窥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的基本面貌。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各级官府举办的各种国家祀典礼乐活动,如文庙释奠、关帝庙祭、文昌庙祭、乡饮酒礼、救护礼等。二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各类民俗音乐活动,如婚嫁、丧葬、社祭、迎春、庙会及其他节庆等。两类活动中包含有乐舞、鼓吹、笙歌、戏曲等音乐表演形式,它们在有益互动中呈现了既鲜明对立又高度融合的形态特征,共同组成了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文化的整体。

《钦定大清通礼》修纂考述

《钦定大清通礼》是清代第一部,也是行用最久、最为重要的一部官修礼制专书,该书的修纂既顺应了明末清初以来“以礼代理”的务实学术潮流,也是清廷实施“礼治”方略的基础和总纲。该书修纂体例和内容在全面继承前代官修礼书传统的基础上多有创新,颇具时代特色,在宫廷与民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行用,产生了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影响。

官祀的滥觞与民祀的在场——明清佛山祖庙北帝诞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的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官方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而民间的"醮仪"则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祭祀北帝的平台和机会。官祀与民祀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社会整合。

清代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与王朝秩序

清朝平定西域的过程中,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次以皇帝的名义颁文告祭天山高峰博克达山,其后更将博克达山纳入官方祭祀体系,每岁进行祭祀。博克达山的神圣性有着多重来源,官方祭祀背后,是清朝在进行多元性质统治的同时,从价值观及仪式方面建立一体化秩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