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

蒙古建立与主导的秩序是“帝国秩序”,高丽臣服于蒙古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强权在半岛的持续影响,促发了高丽精英阶层的分化。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本国国王的权力已非源自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来自帝国的任命,二重君臣关系出现了。但与此同时,帝国体制下的二元制,亦使传统认同保留了下来,作为传统精英集团的世家大族是其代表。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省吏与国臣的分野,表现于对帝国法律的不同态度。

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谪戍文臣对辽东地区的文化熏育及其辽东书写——以黄正色为例

明代有大批文臣以不同罪名谪戍辽东,并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包括授徒讲学,赋诗唱和等。通过考察其典型代表黄正色的授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可以看出明代谪戍文臣戍辽期间的文化活动意义重大,不仅以其渊博学识玉成了边徼之地的胥化弦歌,以其凛然风节熏育了辽东子弟的人格操守,更以其诗歌创作再现了谪戍文臣典型的情感心理,包括清苦与清闲、苦闷与欢愉、自惭与自安等,和明代辽东真实的风土民情,包括迥异江南的气候、别有风味的物产、别具特色的风俗、穷苦的边民与多事的边地等。

金代皇家仪仗初探

金朝通过战争掠夺和机构修造建立起本朝皇家仪仗体系,包含了车舆、伞扇、旗帜、鼓吹和兵器等诸多种类。与此同时,金朝设置了有关仪仗保存、管理和使用的职官机构,既涉及殿前都点检司和宣徽院等机构,也涉及内廷宫官系统。金代皇家仪仗具有昭示统治阶级威仪的作用,同时还蕴含着与金朝政治生态变化相关的辅政以及宣示正统的内涵。可以说,金代皇家仪仗是金朝明制度、建礼制的标志之一,也是宋辽金时期北朝政权典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明清之际官员的行政处分机构及方式的转变和意义——以文官为中心

清代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处分制度,由吏、兵二部分别职掌对文、武官员的处分事宜。在明嘉靖朝以前,对犯罪官员的刑罚和处分都由法司议定,自嘉靖朝开始,对文官议处之权渐归吏部。清入关以后,参酌明朝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刑部问罪和拟定处分的惯例,确立了对犯罪文官由吏部议处分和刑部议刑罚的制度。清朝制度的转变,并不是对明制的完全照搬。明朝后期将议定处分和刑罚的机构分开,是针对同一案件吏部和法司的分工合作。清初定文官由吏部议处,是指文官犯轻罪只由吏部议处分,无须议刑罚,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刑罚。清朝将议处作为刑罚之外的独立的惩罚体系由吏部职掌,与明朝原有的惩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朝由此逐渐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处分体系和完善的处分法规,议定处分的程序也更加简洁高效。

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使命与认同: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诗作中的物我交融书写

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深受朝廷倚重,且多熟谙汉语诗文创作,故仕宦期间以诗作表达其恪尽职守、践履西域的强烈使命感。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西戍诗歌亦表现出对治边理政的强烈责任感,将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书写与立功边塞豪情相融合形成物我交融的书写,诗作亦得江山之助,将豪迈超拔之气与闲适静谧之情相结合,塑造出靖边安国、建设西陲与体察民情等善理边政的主人翁形象。清代西域满族官员作为朝廷之重臣而竭尽忠诚,在西戍诗歌中寄寓忠孝情怀下的建功西陲之志,诗风雄健激昂,彰显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循此亦可寻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在西域边地的重大成效。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中的“红”色

马王堆汉墓是关于西汉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学科,帛画、陶器、印章等种类的富饶内容。其出土的丝织物种类繁多,染于织物层面的色彩艺术为世人所叹。文章以马王堆汉墓已出土的丝织物为物质载体,探析“红”在出土丝织品中的色彩表现。基于此,文章介绍了西汉时期红色植物、矿物染料的染色手段,线染、匹染、套染等染色手法及同色系、异色系等搭配方式,了解了“红”色在西汉官营丝织品的呈现方式,彰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理解其色彩符号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陕西西安相家巷遗址H6发掘简报

1997年1~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陕西省西安市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秦封泥。其中H6出土秦封泥234枚,内容丰富,为研究秦代官职体系、政区地理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古文字演变、书法艺术及古代封缄工艺的珍贵材料。

基于汉代画像砖实证材料的进贤冠起源、形制及使用

进贤冠是汉族男子冠服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冠式,其演变与中国古代官员制度的发展相联系。为了研究汉族冠服形象体系中文职官员的进贤形象,文章基于汉代画像砖史料实证汉代进贤冠的起源、形制及使用,有助于推动汉代男子官员形象研究。研究指出,进贤冠作为汉代官职体系发展的衍生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基础样式,经新政时期完备,在东汉时期趋于成熟。汉代进贤冠独具特色的形制样式及符号表征在传统的各阶级中烙下深刻印记。进贤形象呈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及礼仪规范,是传统阶级文化的沉淀亦是多维审美趣味的展现,对历代汉族男子的冠服体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