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

外国洋行、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由相对独立、各行其是,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的阶段。到19世纪末,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中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局面。在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买办以其自身先天的双重性,充当了三者间渗透与融合的媒介。而中国钱庄也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在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原有的封建因素,并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

明清的钱铺、钱庄与银号──以白话小说记载为中心

明清时代钱铺、钱庄、银号在资本组织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合伙制经营,其资本规模也有了较大的扩张。其业务除兑换银钱、经营存款、对顾客开发钱票及汇兑款项之外,从明代开始即对城乡居民及工商业经营者发放贷款,这与工商业的运行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浙商文化与钱庄会计的特点研究

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近代浙商独特的注重工商、务实功利、锐意进取的草根文化特质催生出钱庄独特的会计技术,并影响着钱庄会计技术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式“在家上学”实质——一个比较分析视角

中国的"在家上学"现象,既不是模仿美式"家庭学校"的西化,也不是重返中国传统私塾的复古,而是部分中国家长由于对我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高度不满,选择让孩子"逃离学校,回归家庭"接受个性化教育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备规范的体系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推动中国式"在家上学"与我国正规学校教育相辅相成,达成价值共识,并真正发挥全面提升孩子社会竞争能力的作用,我国的教育行政机构应努力实现"两个支持"和"一个协调",同时,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更多、更深入地开展对中国式"在家上学"发展现状、相关法律问题、教育实施效果及未来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探讨及分析。

从牙行至混业钱庄:民国清水江的木行

1921-1934年清水江流域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埠之木行、棉布商、杂货商兼营混业钱庄,均需水客提供信用,但水客所携带的汉票、洪兑,并未成为购买木材的主要支付手段,反倒是木行的“取票”、棉布商和杂货商所出的“兑条”,成为替代现金的重要支付手段,水客、木行、山客、棉布商、杂货商彼此信用对方的票据,形成了区域票据结算体系。财政主导型的地方金融制度,以及三埠商号分散资本以减少风险的经营策略是清水江三埠之混业钱庄没有迈向分业的重要原因。

略论近代云南旧式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向

在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货币及货币经营资本的作用日渐显著,而以货币经营资本作为对象的旧式金融业,如一般的民间借贷资本、典当业、票号业、钱庄业、汇号、煎销业等也有相应发展。但随着近代企业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后,旧式金融业已不能满足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旧式金融机构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或悄然向近代金融业演化。

冲破藩篱 天马行空——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分析

小农意识是长期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突破小农意识藩篱,使金融与贸易紧密结合,从而走向资本运作是经济腾飞的必然。司南基于丰富的家族历史事实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民国银号》,成功地从银号经营者角度叙述了关中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无限智慧和大爱情怀。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深刻,艺术形式生动优美。

陕西长篇小说难于结缘影视剧的原因分析——兼谈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所具备的电视剧创作因素

陕西号称文学大省,长篇小说创作曾出现过极度繁荣的景象。近30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量堪称丰富,在读者界、批评界产生较为广泛影响的作品也有一些。遗憾的是,陕西长篇小说走向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却屈指可数。影视剧的商业属性和国家相关政策特殊规定,要求长篇小说从主题、人物和情节必须具备符合改编影视剧的基本要素。陕西长篇小说与影视剧创作难于结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创作者普遍缺乏发现挖掘一个具有影视商业价值同时有深刻主题的能力,在人物创造与整体结构方面也普遍存在松散问题。司南创作的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以独特罕见的视角为读者完整打开了清末至建国前民间金融家生存发展的这样一个世界,人物命运紧贴复杂动荡的政治时局而变迁沉浮,明显具备改编为一部优秀电视剧的要素。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钱庄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不得不对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

２０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钱庄数目和规模较前有了不小的发展，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新式银行也存在着相互竞争、依赖和利用的关系。当然，钱庄业也存在着对工商业资助不够、向新式银行转型者少等缺陷。

民国十八年关中民间赈济方式解密——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的叙事深度突破

中国是农业大国,饥馑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回忆。文学艺术作品中关于饥饿主题的叙事与挖掘已经是登峰造极,与饥馑同步展开的是对各种形式赈灾的批判,鲜见对赈灾的赞美和欣赏。司南的长篇小说《民国银号》对民国十八年关中地区的饥馑摒弃了常规化叙事,而是从民间银号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入手,揭秘式地叙述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赈济方式,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无限智慧和大爱胸怀,使小说主人公形象丰满深刻,为小说的艺术性增添了极其厚重的分量。此外,小说在对历史隐秘的揭示中深度诠释了人性的善恶美丑,这是小说的又一大亮点。

上海钱庄业领袖──秦润卿

文章介绍了甬籍名商秦润卿由一名钱庄学徒到上海钱庄领袖，最终成为中国钱业界元老的生平事迹。

英属马来亚华文教育近代转型动因探究——基于中国视角的考察

论述早在19世纪中叶,英属马来亚地区的华人就开始自发创办华文教育,其办学形式主要是国内私塾教育的模仿。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变革,马来亚地区的华文教育也进行了发展转型。晚清政府、康梁保皇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共同促成马来亚华文教育由私塾向近代学校的转型的三支重要力量。

中国传统金融的“内生”特征与近代转型——基于银号与票号的对比分析

明清以后,中国商业的规模发展与商业资本运作方式的转变促使中国传统"内生"金融机构呈现连贯的、系统化的发展趋向。钱业逐渐从商业资本中缓慢独立出来,账局、票号、钱庄成为钱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这和商品贸易的规模与形式紧密相关。其中,诸如对人信用、无限责任、合伙制度、账期制度、身股制度等核心制度一方面脱胎于中国传统商业,另一方面在钱业内部得以传承和完善。晚清民国以后,中国的金融需求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复杂化,钱庄以一种超越账局、票号的全新形态出现,以其特殊的运作方式最大程度地为商业活动提供支持,在推动商业领域的信用交易方面具有非凡意义。

近代钱庄的衰落与“银行化”

近代以来,钱庄在中外贸易中崛起,成为"百业之首"。中国银行的出现与成长也得益于钱庄业扶助,银钱业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南京国民政府轻视钱庄,先后"废两改元"、废除银本位制,又借"白银风潮"等危机削去以钱庄为中心的汇划制。钱庄丧失制度优势,迫于生存压力在业务和组织形式等方面模仿银行,实行"银行化"。但因国民政府压榨,钱庄并未通过"银行化"挽救衰亡命运,最终依旧走向没落。

历史经验中的人本与信用——以近代钱业与信用贷款为例

传统商业信用贷款和以此为基础业务的钱业支撑着近代民间商业的金融活动。钱业的信贷业务基于一个以“人”为核心的信用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人情和非理性。钱业对业务风险的控制体现在对人的谨慎调查、对商情的审慎敏感、严格业务流程以及行业组织的约束。这些也是中国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钱业繁荣的基础。银行与钱业差异与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物”在金融业中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体现。19-20世纪单一的现代价值在经济实践中的扩张,造成了对以钱业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的不解和忽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