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

明代选家以选本的方式标举诗学观念、参与论争,通过对格调派、竟陵派等诗学流派的代表性选本的分析,可以见出陈子昂、韦应物、储光羲、王维、杜甫等唐代诗人五言古诗的选录和评点,是围绕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诗学论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唐古的接受和认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且对清代选本和诗学批评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当代旧体诗如何“入史”——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的作品为中心

将中国当代旧体诗现象纳入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的文学史视野,发现原来被"一体化"所压抑的"个人化经验"暨"艺术独创",却在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这三家旧体诗中保存得极丰赡且极纯粹。所谓极丰赡,是说陈寅恪的"学圣孤怀"、聂绀弩的"俳谐荒草"、王辛笛的"国史冷吟",委实写出了当代文坛难以企及的悲壮、幽默与凄美。所谓极纯粹,则说这三家旧体诗皆能在价值上凝结这一终极关怀,即诗性地安顿个体尊严于苦难。

黄遵宪新词人旧诗及相关问题之探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新词入诗之举,古已有之。及至清季,中西接触日益频繁,当时有不少维新派的诗人就尝试将新词应用到旧体诗中,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遵宪新词入旧诗引发的问题有三:其一,黄氏新词入旧诗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其二,黄氏新词入旧诗之得失;其三,新词入旧诗的应用方法及其于当代的意义。

李白《拟古十二首》及其意象构建

李白的《拟古十二首》是模拟《古诗十九首》之作,是完整的组诗,继承了陆机开创的拟篇法,从属于六朝至唐代拟写古诗的风气。李白拟写古诗,在"象"与"意"方面都较古诗更为丰富,是继承齐梁技巧而御以兴寄传统的结果,以表现与再现相结合,体现出典型的盛唐气象。其构建意象的途径也独具特点,发挥了李白天才的创造力。高扬的主体意识是李白拟古区别于六朝拟古的最显著特征。《拟古十二首》对古诗的种种改造,也为我们解析李白五古的创作手法提供了线索。

在旧体诗词与新体小说之间——论王统照的文体选择

王统照虽以新文学家著称,但其旧体诗词造诣极深。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与新体小说在题材与意蕴、意象与意境等方面有契合之处,这就构成了新旧两种文体的互渗与交集。在文体功能上,王统照的旧体诗词多为抒怀之作,直呈作者的内心世界,体现出"言志"特征;新体小说则成为王统照关注社会、描摹人生的启蒙工具,承担着"载道"职责。在宗教意识上,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与东方佛教文化相契合,新体小说则传递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思想。正是通过新旧两种文体的间离与分途,王统照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立体性才得以凸显。在王统照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他对新旧两种文体的选择呈现出一种错位关系,这构成了另一种艺术间离效果。当他主攻旧体诗词创作之时,新体小说几乎被搁置,而当他沉醉于新体小说创作之时,旧体诗词同样被弃置。相对而言,旧体诗词更多面向自我,主内主情,而新体小说则更贴近时代,主外主理,而文体选择则取决于作家的内在精神与外部语境的关系。

广西桂东地区抗战时期旧体诗创作的文化考察

桂林文化城时期,桂北诗歌创作盛极一时,呈现的是新旧体诗杂糅其他诸多体并存的多元格局,与之相比,桂东抗战时期诗歌则呈现新诗旧体化的单一趋势,对于这一特殊的现象及原因,文章从广信时期(时间)、地理交通(空间)、文人南下(人事)等方面,结合县志史料、文物建筑记载展开探讨,以此阐释桂东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古诗十九首》与玄学

古诗十九首是诗歌史上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转换的诗学典范。它的作者群,恰恰生活在汉末那个孕育玄学的动荡时期。十九首体现了可以视为玄学先声的诗学生命价值观。极度关注当下的时序感是与玄学时间意识呼应着的,它构成十九首的基础氛围。梁启超提出十九首反映了末世感及其厌世思想,虽然诗中有所反映,但看来并非主流。十九首所着力描写的个人孤独感及其承担意识可以视为玄学独化论的先声,积极性要强于消极性。十九首抒发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情感,显然得益于诗中女性得到的突出尊重。梁启超认为十九首恢复了比兴体,事实并非如此。从技术上看,比兴体的流产是和"勾连"手法的采用互为因果的,当下性并非单纯的诗歌内容,它与十九首的结撰技术相为表里。十九首的抒情主题往往体现于叙事的弱化(单纯化)和景物及典故的大量调用,针线绵密而不留痕迹,予人自然浑成之感。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结撰技术而论,十九首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正面、积极和高明。它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开始。

文法高妙 天衣无缝——方东树评汉代古诗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给予汉代古诗很高的评价。他的评点,虽然有时流露理学气味而显得迂腐,但其评论的重点在于艺术技巧,颇有卓见。他尤其重视“文法”。其核心在于诗意如何进展、语势如何变化。方氏认为文法之妙,在于“恣肆变化,忽来忽止”,不平直,不板滞,而且自然天成,如天衣无缝。它不是固定死板的套路,难以作抽象的解说,必须结合具体作品加以指点。方东树的评点,有助于我们欣赏古诗,也可供今天的诗歌创作作为借鉴。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挣扎在“新”与“旧”之间——1940年代的三民主义文学批判之一

孙中山在政治上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但他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却相对保守。因此,当194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官员试图建构"三民主义文学"的时候,便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在新文化运动过去多年、其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年代,要是再来提倡旧文学,将很难获得合法性,而且也与国民党的"革命政党"身份不太合宜;但是若提倡三民主义的新文学,那又恰恰与孙中山本人的意见相反,因而其主张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文化先锋》《文艺先锋》两个刊物上新诗与旧体诗词的不同地位,以及两个刊物或坚守新文学立场、或偏重于传统文化的不同抉择中,都可以看出三民主义文学(乃至文化)是如何在新与旧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

郁达夫的旧体诗论

在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是一位新小说与旧诗词创作兼擅的“两栖型”人物。相对于小说与散文作品而言,其旧体诗创作更能展示出他本人的真率性情,主要表现为萦回不尽的漂泊意识与哀惋凄楚的感伤情怀,这些可以说是其一生坎坷历程的生动写照。其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饱含了丰厚的社会内容。

论李攀龙《古今诗删》的诗学取向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一向被认为代表明代后七子派诗学主张的古诗选本。从选本推崇盛唐诗等方面来看,的确体现了复古派主张。前后七子古诗推崇汉魏,但《古今诗删》于汉魏古诗未见有特别的重视,反而多取六朝诗人谢朓、陶渊明及谢灵运等风格清新流丽的古体诗,树立了新的古诗典范,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这表明他在具体的选录古诗过程中,并未完全贯彻复古派的诗学主张。

论周紫芝的乐府诗

周紫芝是南宋初年有名的诗人,有近二千首诗传世,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乐府诗。他有明确的乐府理论指导创作,从而使其乐府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当时诗人,在南宋初年诗坛居领先地位。

愁如大海酒边生——论郁达夫的旧体诗

文学的最终家园是美学。郁达夫的旧体诗,以思想和情感为文学的立场,纯然情绪的自然呼吸,逸出了为宣传的文学的理智怪圈,而发酵为呕心血、耗生命的梦境。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达夫旧体诗的奇味,可以说是受了他革命理想、才子人格、士夫遗裔(名士作派)的三重挟制,梦萦近事,却又心痛无寄,慷慨使气中每多踟蹰伤感。耿介正直而备受排挤,屡遭挫折而绝顶热肠,身世的牢愁结合哀时抚事的忧愤,造成他的忧郁总有一种桀骜的悲慨。达夫的诗是风华典丽而兼以郁怒清深的。

论老舍的旧体诗

老舍有明确而独到的诗学理念,他对旧诗的态度是平允的。他的抗战诗歌是血性文字,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反映了团结御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鲜活明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化特点和他将人生艺术化的追求。他1949年以后的诗作则存在政治化、口号化的弊端。温和的幽默是他旧诗的独特风格。

从乐府入律看五言诗的“古”“近”之变

南北朝至初唐时期的乐府逐步实现了由新体诗向律体的转变,而这一时期同样是五言诗由古体趋于近体的重要阶段。通过统计这一阶段五言乐府及五言徒诗的声病演变情况,可以发现五言诗"古""近"之变的关键之一在于齐梁以来对旧题乐府的改造以及对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吸纳。这一阶段的五言乐府可以归纳出四四式、二六式和二四二式三种趋近于近体律诗的篇制类型。它们既是五言乐府由古入律的途径,也是这一时期诗人探索律化规律过程中重视"复古"观念的结果。南北朝诗人通过仿效乐府体式上的"古体"色彩,借以纠正齐梁诗歌过分骈俪化的弊病,导入单行散句,最终促成了五言近体骈散结合的体调特色。五言诗的"古""近"之别正是在声律转严与句式复古的实践与互动中产生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文学本位论与新创诗词的入史困境

新创诗词在近百年来一直体例性缺席中国新文学史的叙述,究其原因在于新文学在与旧文学争正统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学本位意识。新创诗词在现代时期编纂的新文学史叙述中比较少见,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纂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但大多以非常规的方式出现,且没有形成新文学史叙述的惯例,更没有呈现于叙史体例之中。新创诗词“入史”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作为历史命名的“现代”和“当代”范畴之内,而不是在“新文学”的旗帜之下。新文学史草创时期的新旧文学对立的意识形态已经消泯,为文学史叙述回归常态创造了条件。但新创诗词批评和研究的滞后,又给入史带来了新的困难。

王蒙旧体诗的智慧

王蒙的旧体诗充满了智慧 ,特别是生活智慧、思维智慧和语言智慧。生活智慧表现为幽默和理性 ,思维智慧表现为辩证思维、怀疑意识和求新求异倾向 ,语言智慧表现为修辞技巧的高超和语言风格的多样。其诗通脱幽默 。

论郭沫若旧体诗中的国家意识

作为20世纪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清末民初,伴随着政体的新旧交替,郭沫若的国家意识也有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深刻地影响了郭沫若此后数十年的文化选择。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旧体诗中,国家意识的萌芽、发展与定型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通过对其意象、内容等具体细节的分析,可以梳理出一条郭沫若国家意识演进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