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of Birds as Imag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animal images provid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birds are particularly beloved by almost all authors. This essay chooses two classical poems and one ci which use birds as images as well as their translation version of Xu Yuanchong. As for conclusion, this essay believes that there exists fixed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fixed bird images though some kind of birds in some poems or ci should be translated based on specific situation, such as authors' feeling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边城之恋:姜夔的合肥情结

南宋的合肥是一座荒凉萧条的边城,姜夔却在此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恋情,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与合肥经历有关的词作。作为天涯漂泊的江湖诗人,姜夔在合肥常有低沉凄黯的客怀,但离开后却又对此地抱有魂牵梦萦的归情。而边城之恋的经历,也使他对合肥的感情交织着忧国之思和怀人之情。最后,通过将杜牧的扬州梦典故指向合肥情事,姜夔试图对这段耿耿于怀的经历进行重构和自解,以抒发身世之感。姜夔的合肥情结是客心归情、忧国怀人、身世之感交织的情感空间,并非指向合肥的自然人文环境,而更多是对深刻复杂情感的回忆和铭记。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李煜后期词的意象书写及其悲剧意识

意象是用来表达作者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相比于李后主前期词中的奢华生活意象,后期词的意象更为多样,意蕴更为丰厚,艺术价值更高。以公元975年南唐国破李煜被掳汴京为界,对李煜北上以后创作的词作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出后期词的意象类型与主体特征,并探析这些典型意象书写出的亡国之殇、忏悔之意、生命之悲等多重悲剧意识。

基于爱国情怀的异代知音——以船山对稼轩词的接受为考察中心

船山虽与稼轩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可谓其异代知音。船山不仅明确表达了对稼轩词情的认同、理解,还以词抒发同调情怀,意象选择亦表现出极大趋同性,其原因在于船山与稼轩所处的历史境遇相似,船山接受了稼轩词中的爱国情怀。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易安词英译误读的哲学阐释学观照

自20世纪20年代伊始,易安词不断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多元化的译本之中均存在对易安词的误读。误读指理解者基于自身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和文化视角等对文本进行的解读,而非语义层面上的错误阅读。文章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中的“前见”和“视域融合”概念的观照下,试为易安词英译本中的误读提供哲学解释,剖析译者如何对原作进行误读式的理解与阐释,并在调和原作历史视域、译者自身视域、目标读者视域的过程中,将中国古典诗词的魅力带入异域,使中华文化在异域语境中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诗经·郑风·扬之水》诗旨考辨

《诗经·郑风·扬之水》的诗旨众说纷纭,主要可归为四说。“闵忽无臣”之说出现最早,拥趸最多,但于史无据,仅是汉儒的附会之言。“淫者相谓”之说反驳《诗序》,提出以男女之情阐释该诗的创见,但却拘泥于“郑诗淫”的成见,与文本实际相脱离。“夫妻间语”之说修正前人观点的偏狭之处,以兴词的婚恋意味解诗,但却以偏概全,未能考虑到兴词的多义性与诗文表意的完整性。辨析诸家异说,唯“兄弟相规”之说既能契合诗文,又可兼顾完整的兴词内涵,是诸说中最可信者。

秦观“以诗为词”辨

北宋中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词人对词进行了“破体”改造,将诗歌创作的题材风格引入词中,提高了词的抒情特质,推动了词的诗化.论及秦观,世人总认为其词仍固守在幽妍婉丽、哀感顽艳的创作天地,忽视了秦观作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对其师苏轼“以诗为词”的借鉴和发展.事实上,“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在秦词中多有体现,秦词在用典、议论、言志等方面与元祐词人的“破体”改造殊途同归.这种现象与词学在北宋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的创新意识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因其诗文创作备受称赞,然而其词作数量并不多,以往研究者们也无过多关注其词作。王安石的大部分作品都因艺术价值不高而备受争议,其中以集句词和佛禅词尤甚,而这两类词作在其词作中占比最高,对全面把握王安石词作面貌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类词作从体制上、内容上以及艺术手法上都有所创新,能一洗当时词的软媚之风,提升词的境界,为此后苏黄一派“以诗为词”开风气之先,对展现王安石的文学创新意识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安徽词学思想

以“环太湖词圈”为核心的江南词学可谓明词重心,而明代安徽在行政区划、地缘和文化上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异同互见、富有特色,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词体地位上总体上认为词为小道;风格旨趣上倾向柔靡近俗,且认为词曲演变与风格是受末世风气的影响;内容上主张陶写性情,抒发真情实感;功能上提出了缮心颐德、风正教化的期待。明代安徽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的离合间展现了明代词学的丰富与多元。

论傅幹对苏词的接受及其文学史意义——以《注坡词》为中心

福建仙溪傅氏家族热衷苏学研究,在苏轼和陶诗、词和年谱等方面皆有建树,其苏学研究注重文史会通和义理抉发,《注坡词》的著述正根植于傅氏家族苏学研究的家学传统。傅幹从读者角度发掘东坡词与前代诗句的艺术关联,援引苏轼词的自序、自注和自跋,尝试建构苏词创作与苏轼生平的内在关联。因此,《注坡词》是在以诗为词观念影响下,开展东坡词的注释研究,透过《注坡词》有助于还原以诗为词在宋代文人词学批评语境中的本来面貌。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放翁的词之体认及实践:由“渔歌菱唱”说起

陆游后期诗词主要书写“渔歌菱唱”的乡村世界。词之传统本为花间酒边,放翁笔下的“渔歌菱唱”其实是“以诗为词”的“破体”尝试。诗体更适于书写乡村生活日常,陆游晚年不再作词,继而以诗的形式书写“渔歌菱唱”,这符合他的诗人身份,也侧面显示出他对词之“正体”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