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破解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获取是治理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难以实现对境外电子数据便捷、高效获取的目的,而单边跨境远程取证制度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制度又易产生司法主权方面的争议。国际上对构建何种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形成了“数据存储地”和“数据控制者”两种模式。从维护本国数据主权的国家利益出发,我国应采用“数据存储地”模式,从四个方面完善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一是简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实现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便捷、高效;二是在比例原则下借由“危难或危急情况”“权利人授权的行为”“存储地不明”三种例外情况的取证路径,灵活开展单边跨境远程取证;三是以保存加协助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四是依法认可非官方提供的电子数据。

论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新发展——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代表的法律文件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在厘定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基本概念、细化取证程序规则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体系。上述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境外取证与境内取证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纳入侦查行为范畴,并以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区分为标准构建二元化的搜查、扣押取证规则。同时,在尊重电子数据技术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取证主体的专业技能,明确取证范围,细化取证程序,协调境外与境内电子数据取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刑事电子数据取证体系。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论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限度

新《行政复议法》第45条规定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但是未明确可以调查收集哪些证据。依据《行诉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和第135条第3款,复议机关可以为原行政行为补充调查取证,并据此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复议机关补充调查取证的实质是,把原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修复为符合法律规定,面临一系列难以化解的合法性质疑。“行政一体化”理论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论主张复议机关全面调查取证,但前者颠覆了行政复议的性质,错误地把行政复议作为后续行政程序,后者仅以“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目的为基点,忽视行政复议的监督与救济功能。在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视野下,即使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也应当限于程序性事项、核实当事人证据三性、证明原行政行为违法或申请人实体诉求成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5G共建共享网络可视化安全态势感知研究

在5G共建共享网络中,海量安全日志和告警审计使得安全数据缺乏分析、安全事件处置效率低下.面对威胁感知能力缺失、安全管理困难等诸多痛点,提出了5G共建共享网络可视化安全态势感知模型和可视化解决方案.对空口、运维、系统、传输、配置核查5大领域面临的攻击检测进行全面安全态势感知,进行了测试验证.对安全事件进行关联分析,识别跨域攻击链,发现攻击者核心意图,帮助客户实现主动、动态、可度量、可视化的5G共建共享网络安全、稳定运营及安全产业的快速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检察公益诉讼视域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存在案件线索选择、证据收集等诉前办案难题,以及起诉法律依据、起诉标准“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起诉主体顺位等起诉相关问题。产生上述难题的主观原因,一是未及时调整观念、没有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二是自身素能尚需提升、能动履职不足;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立法粗疏、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等。为解决上述难题,检察机关应当注意借助公安机关、法院、其他行政机关之力获取证据;检察机关不能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不应作为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组织的后置起诉主体;如果检察机关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又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那么一般情况下先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对于财产损害赔偿,建议探索适用法定损害赔偿数额标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性质及其程度,侵权行为的动机、手段或方式,个人信息的隐私性等因素。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我国域外数据执法管辖面临的困境与因应

基于争夺数据资源和维护本国数据资源安全之目的,各国不断强化域外法权、扩张域外数据执法管辖,形成“美国模式”与“欧盟模式”2种典型路径。现阶段我国域外数据执法管辖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域外数据执法依据不足、管辖范围有限、域外数据管辖执法难度大等。因应上述困境,一方面有必要完善反长臂管辖法律体系,加强阻断立法限制他国数据管辖范围的不当扩张,规制数据控制者行为以强化我国数据管辖,完善反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需要健全域外数据执法管辖法律体系,通过立法手段强化执法依据,对我国域外数据管辖范围予以体系解释和扩大解释,完善域外数据调取与取证等执法措施。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取证存在的不足及其解决路径——以“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为切入点

有效地开展取证活动是成功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关键。但是,由于一些侦查人员取证意识、取证能力以及取证协作三个方面仍存不足,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效益还不高,影响了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此,应以“四专两合力”(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门技术、内部合力、外部合力)的思路来予以解决。具体如下: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取证专题研究;组建取证专门队伍,全面提高取证能力;构建分层级的专案攻坚体系;更新取证技战法,丰富取证专业技术;依托反诈中心,抓好取证内部合力;构建协同取证机制,促成取证外部合力等。通过这些针对性路径来推进取证活动,从而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支撑。

论事案解明义务的规制模式与路径展开

我国的事案解明义务呈现出程序规范上的分散性、实体规范上的个别性、理论解释的分歧性,严重影响到事案解明的模式转型、实体与程序的路径选择、程序内容的合理展开。事案解明义务比主观证明责任动态配置论、初步证明责任论更具解释力的整合优势,能够充分解释本证标准的降低、反证动机的产生、消极后果的认定,有必要从隐性法理迈向明文规范。实体法初成的赋权型与义务型规范远未形成健全周延的体系,而诉讼法上事案解明义务具有填补救济范围和简化实现方式的功能,应当由请求权的分散建构转向程序聚焦模式。事案解明的构成要件包括申请与抗辩要件,法律效果更适宜采用推定真实说而非自由心证说,效果性评价规范更利于限定义务的边界。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趋势与应对

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主体的多层次性及异质性,导致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发生各类纠纷的可能。基于技术特性与功能定位,产业生态内统一的数字化运营平台能够将该生态运行的全部数据予以记录。由此,获取运营平台之上的电子数据,将成为化解产业生态内、外部纠纷的关键,从而产生基于运营平台电子取证的未来趋势。该趋势势必引发基于海量数据电子取证的技术与成本难题,亦会导致涉案企业面临证据偏在与取证不能的窘况。在技术层面,可借鉴美国电子开示语境下的技术辅助审查,实现以可接受成本并在大量数据中获取所需数据的自动筛选。在制度层面,当运营平台作为一方当事人时,证据偏在明显,可申请适用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以获得运营平台控制下的电子数据,或实现与获得该数据等效的诉讼结果。当运营平台为案外人时,则需探索构建运营平台协助电子取证制度。

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标本采集管理的最佳证据总结

目的 检索、评价和整合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患者粪便标本采集管理的最佳证据,为制定临床标本采集管理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参照“6S”证据金字塔模型,计算机检索UpToDate,JBI循证卫生保健数据库,BMJ最佳临床实践(BMJ Best Practices),美国国立指南网(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加拿大安大略注册护士协会(Registered Nurses’ Association of Ontario,RNAO),苏格兰校际指南网(Scottish Intercollegiate Guidelines Network,SIGN),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ASM),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与IBD相关协会,丁香园、医脉通中关于IBD患者粪便标本采集管理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指南、专家共识、系统评价、证据总结、原始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3年6月10日。由2名研究者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并对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进行证据提取。结果 共纳入9篇文献,其中计算机临床决策1篇,指南3篇,专家共识3篇,系统综述1篇,证据总结1篇,对证据进行汇总后,总结出最佳证据27条,包括采集前准备、采集时机、采集方法、保存和转运、健康教育5方面。结论 本研究总结了IBD患者粪便标本采集管理的最佳证据,为护理人员提供了循证依据,医护人员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应用证据,以便提高该疾病监测与诊断的准确性。

论监检衔接下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

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从监察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转化过程中,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和审查上存在衔接不顺畅之处。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跨越初步核实和调查阶段,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因不同阶段、不同案件对证据的取证措施、取证标准等存在差别,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不应直接按照《监察法》第33条的规定认定其具备刑事证据资格,而应当区分阶段、案件类型进行准确认定,限制部分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监察证据审查具备中立性,保证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证据质量;同时构建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确认式审查模式,明确被调查人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使用方法。从而使监检之间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上能够顺畅衔接。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国土调查外业举证中的应用研究

国土调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解决传统外业调查举证方法短板,通过实践对比,发现无人机遥感技术在这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图斑信息获取、图斑利用现状调查、海岛影像举证、无法到达图斑影像举证及视线遮挡图斑影像举证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提高了调查效率、准确性、安全性,展示了无人机技术在国土调查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国土调查外业举证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大幅度降低了调查成本,确保了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现势性,满足了国土调查工作的需求,为实现高效地空协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网络犯罪抽样取证的实践困境与完善

信息网络时代,网络犯罪的海量证据引发证明困难的司法困境,抽样取证规则为化解网络犯罪海量证据取证困境提供了有益探索。然而抽样取证在实践中仍存在取证标准不明晰、取证程序设计不足、取证范围宽泛、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健全等困境。对此,需要明确抽样取证的标准;程序设计上,需要从主体权限、审批程序、构建类型化抽样方法体系、非法抽样证据排除角度进行完善;同时需要对抽样取证的案件范围、证据范围、程序范围进行必要限缩;最后需要从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等角度加强被追诉人救济权保障。

盘桓、自证、勘破——贡性之诗作的三重境探颐

宣城贡性之因诗画名扬于世,其诗作以自然澄怀观道,勘破诗与画的互证交融,从而在家族文脉中凸显出来,于残山剩水中构建起自身诗画体证的格局,将易代之悲转换为融入诗画的人生旨趣。为再现宣城遗民诗人之“遗珠”,完善入明遗民诗人群体研究,遂以盘桓、自证、勘破三境,以析其漫漫心路。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以循证问题为导向的采血护理在老年静脉采血人群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目的 探讨以循证问题为导向的采血护理在老年静脉采血人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2023年1月—12月于单县中心医院进行静脉采血的120例老年体检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每组60例。在静脉采血期间,参照组给予常规采血护理,研究组给予以循证问题为导向的采血护理。利用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评估采血前后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比较两组患者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护理后,研究组焦虑、抑郁、压力评分及总分均低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研究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为93.33%,明显高于参照组的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566,P<0.05)。研究组采血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67%,低于参照组的1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4,P<0.05)。结论 为需要进行静脉采血的老年体检者开展以循证问题为导向的采血护理能改善其心理状态,并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有效控制采血不良事件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