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党魁独断制的再认识

对于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推行的党魁独断制,学术界基本持否定态度。本文在分析和研究了当时国民党现状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基础上,对孙中山这一政治抉择给予了历史性的肯定,认为这是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事业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一种政治尝试,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措施符合国民党的特殊党情和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那种脱离二次革命前后复杂严酷的政治形势,单纯以现代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来解读这一政治尝试的做法,是不够恰当的。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在法国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 ,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不仅树立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且较国内同志有着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们热情地向国内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中蔡和森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主张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 ,并对毛泽东和湖南建党产生了影响。

宪政的跳跃与跌落:1945-1946年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浅论

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随着抗战接近尾声,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两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的武装力量并驾齐驱的局面,这种二元化的政治格局为战后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由训政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中国各党派甚至一度看见了宪政的曙光。然而因为制度变迁主体的缺失、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导致跃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最终归于失败。

百年来党的政权理论探索历程简析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理论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权理论表现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探索;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权理论表现为巩固、建设、运用政权,防止政权变质变色的实践探究和理论阐释;三是改革开放时期,政权理论在社会关系、阶级阶层关系新调整的背景下表现为对人民民主理论的全新阐述;四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党的政权理论表现为重新确认政权本性及推动政权建设现代化的理论说明。新的时代条件下,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学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和艰巨任务。

建国与建制:西柏坡时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创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奠基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思想,把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制度化、系统化和统战工作的规范化、组织化,基本上形成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国家政党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制度性成果,中共自此开启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历程;它不仅规范了政党关系,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还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人才队伍,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训政的演化及其当代价值

训政思想作为实现孙中山政治现代化三步曲(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承上启下的一步,具有重大的价值,但是却在实践中被国民政府扭曲成了一党专政,并加入了军权这一独特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从当时以及后来的世界形势看,一党制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国民政府实施一党专政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必然性。尽管训政被国民政府一党专政给扭曲了,但是,走向完备宪政的当今中国大陆,必须从中看到孙中山训政思想众多合理的因素,并予以借鉴,实现训政思想的现代化,从而在继承创新中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服务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总体布局。

析王造时的“主战和取消一党专政论”

王造时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活跃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其抗战时期的“主战和取消一党专政论”为研究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王造时就提出了救亡两大政策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详细地说明了其国家理论如何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建设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纪念《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7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新时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有机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创造了彪炳史册、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伟大生动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紧扣党的建设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刻理解、全面贯彻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实到位,扎实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急难险重问题,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

一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广泛宣传,曾写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还写入了四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影响十分巨大。它在提出时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而历经十余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对它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它是"左倾"错误论点,应该"坚决纠正"。本文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共"九大"、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坐标,对其历史命运进行追踪和考察。

试论宋美龄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一脉贯穿的精神主宰,伦理、政治是其文化轴心;而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其主流文化,民主、自由构成其文化框架。在这样的文化概念前提下,剖析宋美龄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言论和行动,探讨其中西文化观的构成,并阐释这种观念建构的历史必然性。

布哈林消除“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思想及其启示

被列宁誉为"学识卓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为保证新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消除庞大的官僚机构、庞杂的行政管理费用、各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现象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思想。由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是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政治危险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巨大障碍,执政的共产党必须积极探索科学管治自身的新方法,进一步提高社会协调和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依法保障人民民主的能力,从组织和文化等层面采取适当措施,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予以坚决消除,以快速有效的政治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这对我们当前深刻理解并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政治现代化视阈下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

解放战争的爆发实质是在抵制参政扩大化的政治体制下发生的,是国民党政府不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结果。面对新的社会力量日益扩大的参政需求,国民党政府无法为其提供参政的渠道和机会,这就迫使被排斥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变成革命的集团,发动一场革命,建立新的政治体制。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有逻辑

"一党执政"等于"一党专制"似乎是一条不可挑战的公理,诚然偏见、先见、权威导致了误读,从而混淆了"一党执政"与"一党专政"的含义,然而造成当前巨大困境却在于官方和学术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党执政在中国的逻辑必然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纵向看自上而下,横向看由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与西方典型的民主逻辑颠倒;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市民社会而是政治国家,改革的重点不是国家如何实现法治化、现代化、民主化,而是党如何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是国家领导党,也不是党政分开、以党代政、党政合一,而是党要领导国家,党高于国家。

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市制的发展趋势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对市制作出重大修改。在新市制中,国民政府贯彻一党专政,体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官治主义,导致政府组织庞大,人员众多,职权分散,管理混乱,吏治腐败,任人唯亲,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国民政府对市民监督和民主参与的排斥,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在城市统治的全面崩溃。

强化党治的普选仪式——1931年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探讨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相比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全国普选有重大的倒退。国民党内执政派系将此次国民会议视为给自己加冕和强化自己武力统一合法性的机会,未有扩大政治参与,与党内外精英分权的想法。参加国民会议的合法政党只有国民党一个党。公民的选举权获得要经过党部的许可。选举机构中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只能体现国民党的意志。选举投票时采取记名投票法,便于选举操纵。党部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控制和干预,选举自由度很低。这样的选举丧失了民主的精神,它本身也成了新的反蒋借口。

国民党“中政会”述评

＂中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独特组织，在国民党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中政会＂演变过程的述评，指明了＂中政会＂与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的内在联系，认为＂中政会＂的由盛到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形成了“多党政治”的思想。回国后,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事实,胡适分别于1932年、1948年和1950—1952年提出让国民党自由分化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巴枯宁主义的“敌视国家”“否定一切权威”等错误观点的斗争中,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政党的权威观点,它们主要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党权威的内涵、无产阶级专政权威存在的必要性,以及一切反权威主义者的反动本质等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不断继承和发展并赋予中国特色,形成并确立了以“党的核心”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权威观的中国化表达。“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合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全新阐述和核心思想;“两个维护”及其相关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新发展和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