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垣从形神论治眼病

眼科疾病是李东垣诊疗的特色病种之一,其治疗眼病注重形神同调,调形尤重调理脾胃,调神尤重潜降心火。在眼科用药中善于运用苦寒药配伍风药以清热泻火,运用甘温之品配伍甘凉质润及酸寒敛阴之品以养血益阴,运用益气健脾配伍升提清阳之品以调理脾胃,重视目与经脉的联系,细心洞察以知病变之经脉,调病变之经脉以疗目疾。除用药治疗外,李东垣还重视非药物疗法,强调宁心少语以调摄心神,充分体现了其形神同调治疗眼病的学术特色,对后世眼病治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垣以风药升阳的理论及应用探析

李东垣立足于整体观,重视气机升降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性,尤重清阳升发;风药的应用是东垣升阳的显著特色,风药以其气清味薄、轻扬疏散之性,升提脾阳以行春生之令;治疗时应灵活变通,根据病机及兼证不同,在升阳基础上佐以他法,如升阳益气、升阳除湿、升阳散火等。本文探讨东垣以风药升阳的理论及应用,以期为该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思路。

李东垣阴火学说及其现代临床应用探讨

阴火学说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具有深刻而广泛的临床指导价值。对阴火学说的内涵及产生背景进行分析,提出阴火证的核心病机为气虚不运,郁而化火;气虚不升,湿热下注;气虚不固,相火上冲;气虚火盛,伤津灼血。通过梳理阴火学说的常用方药和在内科杂病的临床应用,总结各疾病的辨治要点,深化对阴火证内涵的认识。

《脾胃论》之五运六气理论浅析

《脾胃论》是李东垣的代表作之一,其内容除了体现脾胃中心理论外,还蕴含了丰富的运气理论,目前尚未被完全解读。文章从李东垣的时代背景、甲己化土理论、擅用升阳风药、因时用药等方面具体阐述五运六气理论在《脾胃论》中的体现与临床应用。

基于中医经典论李东垣阴火的分证病机及其治疗

阴火理论是李东垣内伤学说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对“阴火”内涵认识有别,故历来争议较多。文章在精研东垣原文基础上,根据《内经》阴阳理论,提出了“阴火是内伤火热总称”的观点;并通过总结东垣“阴火”的相关论述,形成了阴火分证理论体系。认为阴火产生的病理基础是内伤脾胃,中气不足,具体病机可分为“元气不足”“心火乘土”“脾虚湿盛”“相火上冲”“营血亏虚”“土滞木郁”,并提出相应治疗方药,以期对发展阴火理论和临床应用有所裨益。

基于阴火论辨治慢性疲劳综合征

李东垣“阴火论”始于《黄帝内经》“阴虚生内热”之文,后发展为“阴火论”,“脾胃内伤,阴火上乘”为其核心病机。慢性疲劳综合征发病率逐年升高,现代医学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亦没有特效药物。笔者发现,慢性疲劳综合征由虚致实的病机要点与阴火理论中“脾胃内伤,阴火上乘”的病机关键不谋而合,特此展开探讨,为临床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提供新思路。

从《内外伤辨惑论》阴火理论探讨疫病的防治

《内外伤辨惑论》是李东垣为1232年汴京大疫所作,其对阴火所致“内伤病”的描述与疫病在症状上有共通之处。故本文从《内外伤辨惑论》出发,梳理归纳阴火的含义、病机、症状和治疗宜忌,并根据阴火理论来探讨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李东垣认为阴火的核心病机为脾胃亏虚,中气不足,气与火的关系失常,他认为脾胃亏虚后易内生火热、易外感湿热、严重者可虚阳浮越。阴火的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涉及多个病位,但其核心病位在脾胃,李东垣强调了脾胃在整个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治疗上,李东垣强调需辨证论治、方证对应,提倡用药需平和、动态观察,忌用药猛烈和一成不变。结合阴火理论,笔者认为疫病当属“内伤病”之一,脾胃亏虚是疫病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治疗方面,需以调理脾胃贯穿始终,寒性疫病可用补中益气汤等来调理脾胃;畅通气机以消内生之阴火,热性疫病可用李氏清暑益气汤等来调理脾胃,化湿解毒以散外来之阴火;疫病重症当重视人参的使用。防护方面,需重视脾胃的重要性,如饮食衣物寒温适中,忌饮酒等。脾胃正常,则正气充足,从而达到预防疫病的目的。

东垣内伤脾胃学说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应用

李东垣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他认为脾胃与元气有着密切的联系,脾胃为元气之本,升降之枢。内伤病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因此李氏擅长使用甘温补气药,配伍小剂量风药,既可补益元气之虚,又可恢复脾胃功能。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作为中国常见癌种之一,亦属于内伤病范畴,因此从内伤学说的角度探讨CRC的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李东垣从“脾胃”论消渴病机理论研究

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二阳结谓之消"原文为依据,李东垣以脾胃为着眼点对消渴进行深入剖析,认为消渴病机应从"气""火"立论,脾胃兼及他脏致消。基于"内伤脾胃-元气亏虚-阴火上冲-气机升降失常"层次理论,李东垣独创性地把内伤脾胃作为消渴病机理论的核心,元气亏虚作为内在根本,脾胃之阴火传变既是消渴产生的病理因素又是消渴变证的重要环节,气机失常贯穿消渴始终并以脾胃为中心与其他四脏相兼为病。故通过对消渴病机的梳理,探讨脾胃与气、火及他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脾胃论》补益脾胃方剂的用药特点

介绍李东垣代表作《脾胃论》中 ,补益脾胃方剂的用药特点。 1擅用脾胃益气升阳药物 ;2喜用风药 ;3不宜用淡渗分利药 ;4随证加减 ,灵活权变 ,因时、因人、因脏腑所伤部位不同 ,灵活掌握 ,随方加减 ;5配方君臣有序 ,每方用药剂量小 ,每次服用量也较少。

李东垣脾胃学说指导大肠癌术后的临床辨治

李东垣脾胃学说提出了补中升阳、升清降浊、潜降祛邪之三法,结合大肠癌术后3则验案,阐析脾胃学说辨治方法对临床的指导作用。

基于系统论的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探讨——以江西婺源县清华镇东源村为例

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以婺源县清华镇东源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新农村旅游区域是一个开放有序的乡村旅游区域复杂系统,具有系统的典型特征。因此,需要用系统整体性、综合性观点、动态性观点、开放性观点和最优化观点促进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互动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解决新农村旅游区域面临的问题。

连建伟教授运用补中益气汤治疗九窍不利证验案浅析

[目的]总结连建伟教授运用补中益气法调理后天脾胃治疗九窍不利证临床经验。[方法]追述中医经典脾胃与九窍之关系的相关文献以及对连教授3则中短期疗效明显病案详细分析加以按评。[结果]连建伟教授认为,从脾胃论治五官、九窍的疾病不失为一王道之法,具有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所举案例也取得较好的疗效。[结论]金元著名医家李东垣对《素问·通评虚实论》篇"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进一步阐述和广泛运用与发挥,后世传承较少,连建伟教授实用补益脾胃之法,使胃气强健,阳气升举,中焦脾胃本气归其原位,有利于九窍趋于自利,对东垣脾胃学说有所实践与拓展,对学习补中益气法在脾胃病以外的运用具有启发意义。

法律制裁论能证明守法义务吗

学界有多种理论可以证明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的守法义务,以奥斯丁为代表的法律制裁论是其中之一,也是被使用得最为频繁的理论。奥斯丁通过把制裁嵌入法律规则的途径来说明法律的性质,进而解释公民负有守法义务的原因即避免恶。这种对守法义务的解释逻辑不仅面临情境情形的困境,而且把实现欲望作为目的,加上采取手段与目的的论证方法,在解释守法义务时会导致逻辑漏洞。更严重的问题是,法律制裁论只有将强内在理由论修复为弱内在理由论才能成功解释守法义务。以法律制裁论解释守法义务还受制于"避免恶"的预设、"避免恶"是高阶欲望、欲望的排序难题、守法理性所内含的具有规范性的预设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依赖于人的正确认识等诸多限度。

旅游法制系统工程构建初探

阐释了旅游法制系统的涵义,包括旅游立法、旅游执法和旅游守法三个子系统,并以旅游法制的现状为基础分别指出了该如何从立法、执法和守法三个环节来构建旅游法制系统工程。文章还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旅游法制的构建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仅从立法上完善是不够的,系统效能的最大发挥必须建立在各个子系统之间结构均衡的基础上,目前旅游法制的构建,最关键的应该是完善旅游执法环节。

李东垣“阴火论”探析

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突出的贡献在于从金元以前外感学说主导的临床中独立出了内伤学说;在其学说体系中"阴火"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后世医家对其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正确理解李东垣"阴火"论,对全面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李东垣整个内伤学说体系,提高内伤病的临床诊治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刘河间“火热论”核心思想及其对金元四大家形成的影响

中医学史有名的金元四大家,火热论派、脾胃论派、攻下派、滋阴派,各派学术观点鲜明而突出。深入研究四大家的学术精髓与内涵,可知各派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地域以及当时疾病流行谱息息相关,并清晰显示了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具有相当紧密的渊源和传承关系。刘河间作为四大家之首,创立了"火热论",提出火热病机多由"怫郁"的理论,不仅开创金元时期中医学术争鸣之先河,且对其他三家的学术思想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李东垣针灸理法举要

金元时期脾胃论专家李东垣在针灸理论方面发挥《内经》古义 ,结合脏象、经络、腧穴理论阐发“阳病治阴、阴病治阳”之论 ,在针灸治疗方面亦体现重视脾胃学说理论 ,以针灸方法或针药合治中风、阴臭、血崩、疠风。

东垣脾胃学说研究法门析要

对东垣脾胃学说的研究方法加以梳理,从医家医著、学说形成、影响发展、理论探讨、临床应用、实验研究、方法论析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就方法论角度理清研究思路,有助于研学习用。

论韩非“君道论”的内在矛盾

韩非试图为战国时代的中主建构一种“人设之势”,使中主能够挫败对君权的一切挑战,进而在确保君权绝对稳固的前提下实施高效的集权统治。“体道守法”“虚静无为”和“因人情”正是君主营造和运用人设之势的德行要求。韩非追求“中主”在践行其君道论的基础上成为“明主”,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中主必然会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最终沦落为“暗主”,暗主却又是韩非明确反对的。韩非君道论因而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必然演变为“逆人情”。韩非君道论既展示了韩非对东周乱世如何“为治”的独特思考,亦体现出中国古人“得君行道”政治思维的深刻悖论,还体现了君主集权制度的运作逻辑及其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