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 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对外贸易、FDI、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

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1990-2008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对外贸易、FDI、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991~2008年我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变动率略有下降,其中东部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呈下降趋势;收入差距与TFP呈U型曲线;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性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外资在华势力快速膨胀,中国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列强对中国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的升级;中国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初步兴起后对外国商品需求的增加。中外贸易状况由出超向入超转变,并成为此后中外贸易变化的基本趋向。

晚清镇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工商业的演变

镇江由于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水运交通便利,因而在 1856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被列为长江第一批通商口岸。镇江成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镇江传统商业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影响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对外开放是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主要是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两条途径进行的。西部地区目前利用外资不足,加大外资引入力度乃大势所趋。但外资的引进不应是盲目的,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外资政策,对外资的利用加以制约,从而确保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与此同时,由于外贸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因此,在开放的条件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有利于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地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论五口通商时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制度

香港在近代中国的沿海贸易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五口通商时期是香港开埠的初期,这一时期香港与大陆的贸易制度遵循《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规定,但这一制度不但没有得到执行,反而由于其在法律上对香港贸易的限制,成为五口通商时期中英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最终在英国商人的刁难和香港殖民政府的破坏下,走向流产。

湖南省对外开放的基本评价及政策建议

对外开放度是衡量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通过对全国各省市的开放度进行测定并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加入WTO后,湖南省对外开放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情况不容乐观。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湖南要以结构调整为核心,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近代泛北部湾开放港埠外贸结构的嬗变——以广西港埠为例

近代地处泛北部湾北端的广西港埠开港通商,促使广西港埠对外贸易突破传统朝贡贸易格局,形成以西方国家市场为需求导向的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以及以英法竞争为主、美日追随为辅的近代对外贸易地理格局。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对云南产业结构变化的推动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透射的云南产业变化动向为发展进口替代轻工业以及有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农矿产品初加工业,棉纺织品大量输入是触发云南自然经济基础裂变的动力,随着开埠通商而出现矿产品出口,凸显了矿业游离于农业的专业化倾向。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新中国口岸开放发展70年

口岸是一个国家(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经贸往来的桥梁、互联互通的平台和形象展示的窗口,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于对外开放最前沿。口岸开放促进了国内国外加快合作交流,口岸发展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竞相繁荣。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口岸对外开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口岸开放与发展的基本实践历程、主要辉煌成就及其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对新时代深化口岸开放与发展工作,更好地促进口岸开放发展服务国家大局、推动高水平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保税港区的经济效用与功能创新——以重庆保税港区为例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重庆作为具有沿边、通江、达海的特殊区域优势之地,也成为全国开发开放的新高地,中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也顺势诞生。本文以重庆保税港区为例探讨了保税港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了重庆保税港区发展与完善的相关策略。

探析哈尔滨自开埠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仅是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东北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哈尔滨作为建国后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同时也是百年来的国际化大都市,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应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将回顾20世纪初哈尔滨开埠以来的经济贸易发展情况,对改革开放以后哈尔滨的对外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做出探讨。

清光绪年间芜湖海关华洋贸易论述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始为通商口岸,1877年芜湖海关正式设立,同年5月底开办业务。根据光绪四年(1878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31年芜湖海关的"华洋贸易情形"报告,以此进行贸易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芜湖海关设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芜湖开展通商,一方面损害了中国主权,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客观上孕育芜湖乃至安徽变革动力的契机,成为芜湖发展商贸易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机。海关是开埠城市的主要标志,开启了芜湖的近代化之路。芜湖海关的设立,对芜湖乃至安徽的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晚清约开口岸与中外贸易研究综述

约开口岸是中国近代的特殊产物,对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岸贸易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中西史学界均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既包括对约开口岸中外经济关系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有对鸦片、棉纺织品等具体贸易商品的研究变迁。约开口岸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有较大的空间,可从新史料、新角度、新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对该领域的研究。

重新定位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趋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的衰退可能持续五年左右,而各国内向化政策的转变也可能持续五年左右,因此中国需要为未来十年增长机制的转型做好政策准备。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拉动力减小,中国应对外部冲击的最大空间不在于推动传统消费的恢复或传统产业的扩大,而在于加快新兴产业的成长。疫情将带来全球供应链关系的一场大调整,其不同于周期性危机,是国际供应链的突然断裂。重建供应链提出了传统的命题,即国际分工在效率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将出现以内向化为特征的调整,中国的进出口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中国需要推进贸易目的地多样化战略。改变贸易分工地位的从属性,变被动为主动,是中国贸易战略转型的方向。外资将有退有进,成本寻求型外资会减少,但市场吸引型的外资会增长。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是引资的主要优势,把握这一趋势是未来外资政策的依据。美国的逆全球化和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使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定位对外开放,从利用全球化机遇的被动融入,转变为减少国际供应链风险的主动规划与转型升级,其中,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开放的核心。

清末开埠通商的长期影响:外商投资与进出口贸易

本文利用清朝末期开埠通商这一自然实验,考察了历史上的贸易开放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历史资料、经济普查和海关调查等数据,本文发现清末通商口岸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当代具有显著更高的FDI和进出口贸易规模,在采用倍差法和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我们对背后的作用机制做了初步探讨,发现相对于其他地区,通商口岸地区的居民对外国人的信任程度更高,并且通商口岸地区有相对更好的企业融资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贸转型及其重要战略意义——评宋树理教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转型发展:基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主要源于中国外贸的持续转型发展。对中国外贸发展经验的研究发现,中国外贸出口企业所有制转型是21世纪以来外贸转型的最重要事件,尤其是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出口商品工业化是外贸转型的基本面,是出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出口市场结构也有了较大变化,从转口贸易和日本为主的狭窄出口市场,到美欧日成为重要出口目标市场,再到出口目标市场的趋于多元化。更重要的是,制度转型是关键,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有效启动了中国外贸的迅猛发展。总体来看,基于外贸视角,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改革开放至“入世”前的“序幕”,内生化改革初步形成市场主体及自主交易的体制机制;“入世”至今的“上半场”,借力境外市场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改革;当下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下半场”,出口遭遇天花板,形成了问题倒逼的改革,弱化乃至消除其“内生阻尼”是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