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鸦片税收述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一方面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允许鸦片作为药材公开进口 ,另一方面弛国内罂粟之禁 ,对土产鸦片 (土药 )公开收税抽厘。此后鸦片税厘逐渐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维护其腐朽统治方面起着饮鸩止渴的作用。探讨清末鸦片税收的有关问题 。

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与鸦片包税探析——以陈成宝为个案的研究

新加坡是19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本文以新加坡华人鸦片包税商陈成宝为研究个案,分析华人秘密会党在海峡殖民地鸦片包税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藉以管窥华人在整个海峡殖民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法属印度支那税收体制特征剖析

税收是法国在印度支那推行的殖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了法国海军殖民地部的部分税务档案,认为法属印度支那的税收体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税收名目多,税额重;在直接税征收上一直推行“集体纳税人”制和包税方式;在间接税征收上长期奉行以鸦片和盐酒专卖税为主的政策。这一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税收体制是法属印度支那畸形单一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析烟赌对陆荣廷治桂的影响

军阀陆荣廷统治广西期间,为增加财政收入,采取纵烟弛赌的措施,其结果利弊并存,既能稳定广西的政局、又腐化了广西社会风气,陆氏政权的存亡与烟赌关系密切。

烟毒回潮:20世纪30年代前期财税失序对禁烟运动的冲击

1928年末开始的禁烟运动,在中原大战开始前获得了初期成果。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和外国势力干预,禁烟运动逐渐流于表面化,反复倾向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南京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间的对抗而导致的财税失序的背景下,鸦片成为新军阀筹集军费的重要财源,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强征鸦片税,保护鸦片运销和吸食以充军饷。即便是处于南京政权控制下的苏浙皖等省,也不能截断鸦片原料供给和无法阻止租界走私。禁烟运动反复导致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烟毒泛滥成灾,鸦片和毒品的巨大利益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重要根源。

从英国议会文件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前中英关于鸦片税厘的纷争

通过翻译研究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31 Opium Way and Opium Trade 1840—1885(1840年至1885年关于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的英国议会文件)中的史料,探寻晚清中英两国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前围绕鸦片税厘所进行的纷争,进一步揭露历史真相。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试析中英两国鸦片税厘纷争的主要原因

1858年11月鸦片输华合法化之后,中英两国围绕鸦片税厘又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纷争。其主要原因,从国内看,每年成百上千万两的洋土药税厘收入成为清政权赖以维持的重要经济命脉之一。从英国看,从19世纪开始,鸦片收入在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以"国内开支"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贸易的重要受益者。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 ,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 ,朝野人士多有论介 ,间或付诸实施 ,也因民间反对甚力 ,不免虎头蛇尾 ,成效未具。 1 90 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 ,鸦片税厘开始缩减 ,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 ,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 ,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 ,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 ,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 ,民间反对甚烈 ,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 ,成效不大。

从晚清禁烟思想变迁看近代中国经济改造方向

鸦片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的凝结物,是开启和强制中国走向发展陷阱的变异体。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落后问题,必须深刻理解鸦片商品的特殊本质,由此认知中国经济改造的方向。自18世纪以来,清廷就已开始戒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弛禁"与"严禁"发生碰撞,"严禁"完全胜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寓征为禁"成为主流;甲午战争之后,"严禁"又被重新确立,并且禁烟的意义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单纯的禁烟思想演变为关乎全局、探索富强道路的思想。只有突破传统思维习惯与既定政治框架,才可能得出近代中国经济改造的可行出路。

晚清中英鸦片税厘纷争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影响

纵观中英两国的鸦片税厘之争,虽然谈判迁延,事件错综,但因为纷争的结果最终是以条约来体现,所以可以根据其间所签订的条约理清纷争的不同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1858年至1870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新修条约》时期,1875年至1887年《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时期,1901年至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时期,1906年至1911年《中英禁烟条件》时期。四个时期的纷争各有特点,但又同时都表现出中英双方统治者在盘剥中国人民财富上的高度一致性,给晚清中国社会各方面带来了重大影响。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生产规模的数量分析

分析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的种植面积、鸦片的亩产量及鸦片税收发现 ,鸦片的种植和生产是当时甘肃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甘肃财政对鸦片生产的依重相当巨大 ,这也是近代甘肃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盐斤加价与财权关系的转变

清末鸦片税成为政府收入的大宗之一,随着新政中鸦片禁政的实施和晚清财政支出的进一步膨胀,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抵补鸦片税收,解决财政困境,清政府在印花税等措施不力的情况下,提出盐斤加价,各地督抚反应表现为反对盐斤加价、再加价、延期加价、另筹他法抵补等方面,实则都是反对中央干涉地方财政,这是中央和地方"共处型"财政关系下,财权和职能下移的表现。在政府整顿财权,以期重新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争权型"的财权关系日趋突出。盐斤加价实施的实际效果,清廷不但没有达到集权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地方各省和中央的进一步隔阂,人民负担更加沉重。

民国四川鸦片泛滥的成因及影响

鸦片祸川,继晚晴之后,民国四川鸦片泛滥达到了鼎盛时期。在防区制时代,各军阀纷纷混战,军费所需,鸦片烟税贡献最巨。在军阀和官吏的勒种下,川地"红花白花开满田"。高额赋税的缴纳和吸食鸦片,川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禁烟政策下,罂粟种植、鸦片泛滥的状况甚至不见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