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视角下的历史再现——《上海孤儿》对英、日帝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双重批判

当代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上海孤儿》选取英、日帝国主义相遇的上海租界作为历史背景,透过流散视角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遭受英国鸦片贸易、日本侵华战争双重侵略的中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为历史洪流所夹裹的个体,同时也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在细读小说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班克斯、戴安娜及山下哲的个人遭遇,认为小说从人物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相对位置出发,审视了那段被西方学者压抑的中国殖民历史,批判了英、日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行径。

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旧上海三鑫公司研究

近代上海是中国鸦片贸易最大的集散地。1918至1919年间,上海的鸦片贸易转入地下,各方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对鸦片利益的追逐。以黄金荣黑社会帮会集团为核心,融鸦片商人、法租界当局和军阀势力于一体的三鑫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拓展,开始了流毒华夏的罪恶历程。本文分别论述三鑫公司的成立背景、发展过程、公司营运的具体内幕和历史影响,系统地展现了这个庞大毒品机构的历史。

中国近代的禁烟运动

中国近代曾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大的禁烟运动。一次是在道光年间 ,一次是在光绪末年 ,一次是在民国时期。这三次禁烟运动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 ,但都未能完成彻底禁烟的任务 ,结果形成了鸦片禁而不绝 。

近代百色城发展探源

清代以前的百色只是名为博涩、田峒的两个壮族村落。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百色城发展成为桂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究其原因有五:便利的交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广东商人促进了它的近代化;鸦片贸易刺激了商业的繁业;大量移民迁入;地方政府采取了有利政策。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港脚贸易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史上,港脚贸易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们之间既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相互排斥、彼此竞争的关系。在历史推进的过程中,英国对华贸易的两大商业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相互排斥的一面逐渐占据了上风。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香港禁烟史论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鸦片贸易在香港长期存在,其形式由鸦片商从事鸦片转口贸易,然后港府授权私商经营,而后又过渡到港府鸦片专卖,均属垄断经营性质。其原因是港府将鸦片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及港府推卸鸦片泛滥的责任;港府辩称吸、售鸦片并非罪恶,危害有限;英国政府的禁烟立场不够明确和坚决。香港的鸦片业衰亡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给英国政府和港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国内地的禁烟运动更是对香港鸦片业的衰亡产生了重要作用;最后,香港被日本侵占,英国丧失了对该地的统治权,只得终止鸦片贸易。

美国对华鸦片从走私到公开贸易的演变

美国对华鸦片输出经历了鸦片战争前、五口通商时期及《天津条约》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三个阶段。从美国进行土耳其鸦片的行销开始,美国就开启了对华非正常贸易的道路。相比英国,美国鸦片走私时间晚、质量次,但鸦片走私的速度与影响力一点不弱于英国。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以支持鸦片走私的态度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此后,美国国旗成了掩盖鸦片走私的最好保护伞。18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及工业资本在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国商人逐渐将在华资本回调到国内参与经济建设,活跃的美国商界先驱与鸦片走私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 ,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 ,朝野人士多有论介 ,间或付诸实施 ,也因民间反对甚力 ,不免虎头蛇尾 ,成效未具。 1 90 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 ,鸦片税厘开始缩减 ,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 ,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 ,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 ,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 ,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 ,民间反对甚烈 ,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 ,成效不大。

也谈西方侵略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仍很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主要是西方侵略影响的结果。但西方的侵略又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经济近代化的进程缺乏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巨额资金的外流又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严重短缺。因此，西方侵略又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清末驻英公使与英国禁烟运动

清末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积极与英国禁烟运动保持联系 ,并促其发展。禁烟运动的高涨 ,促使英国本土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 ,让其重新考虑鸦片政策 ,亦促使清政府在税厘并征谈判中采取积极态度。

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种贩与族群政治——以杂谷脑河流域为中心

民国伊始,罂粟传入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旋即区域内各族群与力量悉数席卷入鸦片种贩的市场网络。文章在述及鸦片蔓延背景之基础上,考察了鸦片收割、采购、贩运过程中的特有区域历史景象:赶烟会、袍哥烟帮。继而,汉人士绅就鸦片种禁问题与地方政府展开的互动,则在区域族群政治层面上呈现出鸦片市场网络触角的深度与广度。

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

作为伦敦传教会派来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的来华初衷是传播基督福音,与东印度公司和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来华后,他们却承担了诸多世俗工作,进而影响了此后英国对华交涉的大格局:正是依靠马礼逊以及他为广州商馆培养的一批译员,广州商馆才得以顺利处理与中国的冲突,英政府才得以洞悉中国的人情与内政。而英政府所获取的这些信息与人才,又为其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软件"准备。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相比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美国商船,直到1830年才有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来华,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早期贸易关系中,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及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都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了,这为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近代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初探

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指鸦片作为商品经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特定监管机构海关许可 ,列入正常贸易货单并征收一定比例关税的国际贸易行为。发生在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演变过程漫长而曲折 ,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郭嵩焘禁烟思想述论

郭嵩焘禁烟思想产生于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并随着他身与中英交涉及乡居办教育等经历而不断深化的。国内朝野官绅的禁烟要求和英国一些正义之士的禁烟宣传是促其禁烟思想形成的重要内外因。郭氏认为,清政府应严禁鸦片,于内先禁鸦片种食,于外积极交涉洋药税厘并征;他力主中英联合禁止鸦片贸易;乡居期间主张禁烟馆以整顿人心风俗。郭氏的思想与现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对清廷禁烟政策及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近代禁烟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十三行贸易体制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广州十三行经清政府特许负责与外国通商并处理相关外交事宜。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认为,十三行贸易体制是自由贸易的枷锁,他们多次试图施压清政府改变这种体制,均未达目的。后来,他们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获取暴利来解决贸易入超问题。清政府不得不严禁鸦片输入,英帝国主义便发动了肮脏的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