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歌诗的“文本化”--兼论《诗经》中复杂文本的成因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再论孔子的“述而不作”与“温故而知新”——以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文本与口传为视角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述而不作”是孔子向老子学习史官“主书主法”的专业技能,其中不需要太多个人意志。孔子按照教化旨趣,把王官之学的单篇文本填充到“六艺”的框架中。孔子“温故而知新”获得的“新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口头层面,其评论中有大量“论、议、辩”的成分,促进了“语”类文献的繁荣。孔子时代的典章制度文本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口头表达的“新得”是补充。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文献·形态·结构:《黑暗传》唱本整理研究举隅

《黑暗传》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关于创世的汉族神话史诗,当下,它以两种文本样态留存于世:其一是唱本,即书面文本,其唱词书写与指示性符号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式形态;其二是歌唱表演文本,即口头文本,包括民俗活动中的原生表演和“非遗”语境下的舞台化表演。《黑暗传》唱本本质上是为歌手的歌唱表演服务的,上述两种文本同型同构,具有互文性关系。对它进行的“唱本文献学”研究从唱本走向歌唱表演,融合了文献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念,对文献学而言既是学科内部的精细化研究,又是向外的跨学科研究。

表演理论视域下河州花儿的创作研究

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近些年研究口头创作传统最活跃、最兴盛、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之一。其注重口头创作与表演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在表演与交流中创作的即时性和创造性,这为研究河州花儿的创作传统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野。河州花儿不仅是一种民间歌谣,也是一种民俗文化;不仅是个体表达情感的文学形式,也是个体情感注入文化活动中的表演事项。运用“表演理论”这一全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将河州花儿作为“活”的艺术形态和一种表演艺术,对其表演文本的程式化与表演语境中的“表演”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揭开河州花儿独特的创作机制和创作范式。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 ,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 ,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 ,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 ,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格萨尔》伏藏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

口头传统理论先驱洛德生在《故事的歌手》中把由艺人自己将自述的文本用书面形式写下来的文本确定为"自撰口述文本",《格萨尔》的伏藏文本即可以列入此类文本范畴。但是,丹增扎巴的《格萨尔》故事文本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伏藏文本不尽相同,他把佛教伏藏中的"智态化"(藏语称)伏藏传承方式纳入到其创作中,演绎成为史诗文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成为神授、掘藏、圆光等传承之外的又一重要的《格萨尔》叙事类型和传承方式。

汉语学习者书面语作文“口语化”倾向的语体表征

"口语化"倾向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书面语篇中较为普遍的语体表现。本文以语气词、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介词为参数采用语料库数据对比分析的方式,考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书面作文的"口语化"倾向。汉语学习者书面语料与母语者书面语料和口语语料的对比结果显示,汉语学习者汉语书面语篇中语气词、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以及介词的使用与母语者书面语存在很大差异,呈现书面语体向口语体偏离的态势。三个参数在汉语学习者不同分数段作文中的分布显示,语气词和介词的使用频度与学习者语言程度呈正向关联的发展趋势,而第一/第二人称单数代词的使用频度与学习者汉语水平未见显著性关联。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口头文本——以裕固族民间故事为研究个案

在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口头文本充当着见证历史,记述文化的角色,在民族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裕固族民间故事给人们展示不同"文化板块"汇集的图志,复原和再现民族历史的"文化断层",提供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整合过程。因此,口头文本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把握多民族关系和理解多元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语境与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展开的,语言预设的非充分满足性、语境的压迫性、语境的熟悉性都有可能对调查产生双向的影响。要想使调查获得好的结果,问卷设计就必须考虑语用学的效果原则和效率原则,就要使访问员具备对语境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语篇连贯性的建立与接受

语篇的产生和理解是交际双方共同协作的过程。连贯性不仅是语言使用者在建构语篇时赋予语篇的属性,还与语篇接受者的诠释有密切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应用三种机制促进语篇连贯:话题理论、主位推进和衔接手段,三种机制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语篇接受者对连贯性的诠释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与语境知识密切相关。鉴于口头话语本身固有的特点,合作原则和副语言特征对话语连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词技术与文学叙事

作为一种语词技术,口语与书面语的文化反差藉由史诗叙事研究得以彰显,故从叙事角度切入分析,能够窥见语词技术与文艺观念的复杂关联。口头叙事的主要特点为:故事是知识组织与传承的工具;叙事处于一种交流语境中;厚重的人物形象。文字叙事的主要特点为:情节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为文本诗学的建构提供内在理据;丰满的人物形象。"口语-书面"的文化分野,拓展了叙事的理论认识。口头叙事与文字叙事之间横亘着宽阔的过渡带,将二者分离的目的是更深入理解人类叙事活动的多元文化性质。

贵琼语的几种示证方式

示证范畴是近年来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主观语法范畴。通过梳理贵琼语长篇口语语料,我们发现:贵琼语的示证范畴属于广义示证范畴中说明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不说明信息来源的一种;贵琼语的示证标记由系词、存在动词和语气词演化而来;系词和存在动词示证,和与之有接触关系的藏语的示证方式类似。贵琼语的示证范畴及其语法手段在藏缅语族语言中具有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

论口述与书写

口头讲述与案头书写均与文学作品的产生有深刻的关系,随着学界对口述传统讨论和认识的深入,我们实有必要分别从口头和书写的视角来认识不同文学传统的形成及其特性。不同的文明由于价值观的影响,其对声音和文字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而文字产生之后围绕运用文字而形成的力量侵蚀了口述传统原先占据的地盘,形成了文字表征的大传统和口头表征的小传统的格局。探讨口述与书写在不同文明的早期关系,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的彼此关联。

口述历史语篇的多维度分析

在与日常谈话、学术论文语篇对比的基础上,对口述历史语篇的多维度分析表明,可以提取的基本维度有四个,即“人际互动与资讯传递”“个人情感的表达与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口语体与书面语体”“事件重构与论证阐释”。研究表明,口述历史语篇倾向于人际互动;它重在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它是准备程度较高、经过编辑加工的言语成品,具有书面语体的倾向;它重在重构历史事件,具有叙事性。上述特征是由口述历史语篇的交际方式、交际目的以及生成环境决定的。

小说《宠儿》中的话语对抗与主体动态重建

主体性是黑人文学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深刻揭示了话语与主体性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处于对抗的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分别采取不同的话语形式,以期建立不同的话语秩序。奴隶主叙述以书写性文本为表述模式,巩固其权力并消解奴隶主体性。另一方面,奴隶们选择植根于黑人口头传统的口语性文本,与书写性文本形成对抗。莫里森将源于黑人口传文化的召唤—回应模式融入了小说创作,不仅使奴隶叙述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参与性、即兴性等特点的口语性文本,而且促成了奴隶叙述文本之间、奴隶个体之间的动态多重互动,奴隶最终得以重建主体性。

乡间与庙堂之争——从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看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路径

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经历了民间奇闻传说—现代革命故事—个人化的小说改写—集体创作的歌剧四个阶段。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原先处于自在自为状态的民间口头叙述是丰富的、多样的、杂草丛生的,在进入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国家文学生产之前,民间文学形态已经经历了一个民众/个人"去除杂草"的过程。正源于这种剔除,民间文化形态才会与官方意志达成默契、交融,进而进入延安文艺"把关人"的视野中,最终将其确立为重点建设的文艺项目进行集体创作,成为了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方式。

提倡合理引用,反对学术不端——《口腔医学》应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问题和对策

文章对《口腔医学》2012年8月1日-2013年5月1日间391篇论文应用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14．58％的投稿文字复制比〉30％。高复制比论文以临床研究为主，与同期投稿情况比较，综述、口腔正畸学论文出现高复制比的论文比例高于其他类型和学科的论文：复制来源于他人的期刊和学位论文较多．出现重合较多的部分主要是治疗或研究方法，以及讨论中的概念以及引证他人观点部分：其次是观察指标或者疗效评价标准。同时对学术不端的几个相关问题。如抄袭和合理引用、如何具体分析医学论文的复制部分、如何看待学位论文内容在期刊发表和一稿多投等进行了探讨。

漢文佛典中兔本生故事硏究

《今昔物语集》里面的月兔故事来源于《大唐西域记》。该故事也属于兔本生故事.汉译佛典中类似的故事多达15则以上,且各有差异。通过对这15则兔本生故事的文体、主题、情节要素等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可以了解佛教本生故事在口承和书面传承过程中的演变及其文学价值。

论口述史的文本书写形态

口述史在受到广泛关注并产出大量成果的同时,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口述史应该用怎样的书写形态来展示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影响口述史发展的现实问题。当前口述史的书写形态呈现很多"乱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其与访谈录、回忆录等混淆,把口述史与口述史料等同,对口述史料缺乏延伸性研究等。造成"乱象"的原因在于对口述史定义核心要素的认识不统一或模糊。口述史与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口述",而对"口述史料"的"研究"则是口述史与访谈录等的主要区别。因此,口述史成果的文本书写形态,应该体现"口述"与"研究"这两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