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考

清前期,清政府将大量流人遣戍东北地区,以充实根本之地。但流人在东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学界尚有争议。其中,流人的数量无疑是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坐标。因此,为准确认知清前期东北边疆开发情况,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馆藏清代满文档案,对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的记载,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应清前期东北边疆的开发情况。考证发现,流人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盛京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则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流人将其所负载的内地先进文化传播于东北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地与边疆联系的纽带,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发活动促使清前期东北地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因此,流人即使不能成为两地开发的主力,但其先驱者的作用是确凿无疑的。

清代盛京将军崇实东北边疆治理及其历史意义

晚清名臣崇实在出任盛京将军期间,提出并实践了系统的治边思想。他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和马贼,还提出"欲清盗源,先清吏治",采取严厉措施整饬吏治。他在原封禁地区实行扩大开禁与增设州县的政策,还采用"仿督抚之例,以一事权"的原则改革盛京地区管理体制。在边防建设上,他提出添设练军,由李鸿章统一指挥盛京地区海防,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边防。崇实的治边思想既有传统治边思想的特点,同时许多举措也具有改革的性质,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开启了晚清时期东北地区改革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全面调度,和谐并进。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既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任务,也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保障。如何评价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状况?就东北某市的调查可以认为,在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行政行为的随意化、利益化,行政监督的弱化;审判质量和效率不高,司法监督不力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法治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迫切需要法治环境的支撑。应加强地方立法,适时出台地方法规、规章;提高认识,努力建立行政执法、司法的良性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唐高祖东北边疆封授政策研究

唐王朝的边疆封授政策是一项柔性的政治、文化措施,唐高祖通过其施行初步区分了东北边疆地区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前一层次包括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后一层次涉及靺鞨、契丹等民族或政权,唐王朝对这两个层次的首领进行了不同性质的封授,虽然封授政策本身尚不完善,但得到了顺利实施,使东北边疆秩序初步建立起来。

东夷校尉与慕容政权的东北亚秩序建构

东夷校尉曾在西晋王朝构建东北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是西晋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统治“正统性”的体现,也是西晋王朝“天下”意识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延伸,在历史上对于处理东北亚地区的华夷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东晋时期始,随着慕容政权的崛起,东夷校尉开始为鲜卑慕容政权所掌控,原本职能开始逐渐被淡化,其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被转移到了慕容政权身上,并最终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掌控了东夷校尉的慕容政权,实际上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华夷秩序的新核心民族,并重新建立了以慕容鲜卑这一“夷”为核心的新型东北亚政治秩序。但也正是由于东夷校尉身上被赋予的“正统性”,使慕容鲜卑在经历质疑的同时,也被迫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这就在客观上完成了东夷校尉设置最初的使命——对边疆民族在文化上的引导与招抚。

论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

东北边疆是清代比较特殊的区域,集龙兴之地和边疆重镇于一体,故此,清代东北边防尤为重要。纵观有清一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的演变,先后经历了顺治年间的有国无防、康熙雍正年间的划界设防、乾隆至同治年间的封禁防内、光绪宣统年间的实边固防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边防思想对东北边疆安全造成了不同影响。

基于可公度研究的东北地区洪水灾害预测

鉴于东北地区重要的工农业地位及其洪水频发性带来的巨大损失,采用可公度式、有序网络结构图及蝴蝶结构图对东北地区的洪水进行预测。研究预测样本为东北地区1856年以来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年份,首先通过对时间序列的卡方检验,证明可公度的非偶然性;其次采用三元、五元、七元可公度模型对洪灾年份进行预测,并且用有序结构网络图和蝴蝶结构网络图进行佐证,结果不仅验证了2013年洪水年份的必然性,而且显示2017年东北地区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

差序格局对当代东北边疆文化价值重构的影响分析

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分析讨论"一带一路"对东北边疆发展与自我价值重塑的影响。具体的说,差序格局中的"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关系网络、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与伸缩性"[1]给理解当代东北边疆文化价值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一带一路"建设则为东北边疆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内涵延展和自我整合重塑的机遇。

中日韩三边关系与东北亚安全秩序

当前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动荡,进入新旧秩序转换期,突出表现为安全困境加剧,缺乏合作共识和约束机制,存在滑向阵营对抗的可能。构建稳定可持续的东北亚安全新秩序,需要凝聚地区国家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循序渐进地构建地区安全机制,通过对话合作建立信任,破解安全困境。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应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通过协商一致建立起权力均等化、非等级支配型的开放性架构。这一愿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走向,同时也与中日韩三边的互动情况密切相关。中日韩需要适应形势变化,加快彼此的认知调节和政策磨合,强化危机管控,深化三国合作,使中日韩三边关系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器。中国在此进程中应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强化主体意识和战略投入,为构建地区安全新秩序发挥引领作用。

东北边疆重要生态功能区内民族社会发展问题探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以黑龙江省为例,分析了东北边疆重要生态功能区内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现状,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乡村发展差距、招商引资能力、人口流动及生态环境保护六个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内边疆民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大国协调之下的四方会谈——试论朝鲜半岛的安全机制构建的“新”途径

自2017年年初至今,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一系列事件(诸如金正男遇刺、蒂勒森出访东北亚三国、美韩军演、"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的综合作用下显得愈发扑朔迷离。另一方面,自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朝鲜核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诸如六方会谈的一些区域性的制度构建也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考虑到在东北亚地区建立长久稳定、强制有效的安全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中国崛起和东北亚地区两极格局的回归作为新的分析框架,并且在文末处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建设尝试,即以中美两大国协同为前提,包括朝韩两国在内建立制度化的四方会谈,以消除朝鲜半岛上不断升级的核安全困境。

万历援朝战争以后东北亚海洋秩序的重构——胶辽沿海国家权力与防海军人之互动研究

伴随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明王朝对东北亚区域内的海洋秩序进行了重新构建,加强胶辽沿海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联结,并将国家权力向北部滨海地带深入。这种情形促进了胶辽沿海海洋活动的重启,使之成为更具开放性、连通性与包容性的海上活动空间。这表现在该地区与朝鲜半岛交流的增加以及两地间一体化趋势的凸显,明王朝对该地区自然、社会资源的依赖与利用程度也有所提高。此种转变与明朝防海军人在当地的发展轨迹相互作用。一方面,明朝与朝鲜之间海洋防御与管理的推进有赖于这些基层力量的有效运作。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防海军人逐渐发展出超越国家权力边界的势力,他们的跨境流动与非法暴力使其从边海安全的维护者转而成为威胁者。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重构中国史叙事:普遍政治秩序与区域历史的互动

当前,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叙事面临着话语更新的需求。国外学者从内亚史观、东北亚海域史观、民族交际空间史观出发的东北史叙事,对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区域历史发展是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战国、秦汉、魏晋的郡县体制塑造了东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为新兴政权提供了制度样板,同时为处于前国家阶段的诸族群提供了建立政权的文化资源与政治思想。隋唐以后,东北区域的体制化出现了类郡县化(明代都司、卫所)、属国化(渤海)、敌国化(高句丽)、王朝化(辽、金、清)等多元路径,但这些路径只是在普遍政治秩序中寻求位置变化,而不改变秩序模式本身。东北与西北、中原等各个地域之间具有联动关系,影响到中国历史运动的整体进程。因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阐释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秩序及其作用机制,是重构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叙事的一条可能途径。

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

当前,随着国际秩序深刻变迁,整个世界变乱交加、势力重组、民心思变。本文拟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梳理中日韩三国之间由大国强权、资本势力、民粹主义交织而成的外交危机与舆论难题,重新认知与思考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的国际背景与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拟提出一些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建议,指出在推进对日韩公共外交时,应重视对日韩两国所身处的国际秩序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与分析,持续不懈地推动东北亚"去冷战化"和"去同盟化"的历史进程,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聚同化异、塑造共识,使之成为官方外交的有力支柱和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