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论调和:作为双重属性实体的国际组织——评《国际法上国际组织的概念》

加斯巴里的《国际法上国际组织的概念》的理论旨趣不单纯在于尝试转变国际法学界对国际组织概念非此即彼解读之局面,而在于从法律属性视角构建一个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概念。该书主线遵循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研究路径,考察4种不同的国际组织概念的历史渊源,并讨论其得失,借助国际法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将国际组织定义为双重法律属性实体的理论。双重属性理论依赖于绝对合法性视角,实质是对功能主义和行宪主义国际组织概念的扬弃,将国际法层面的国际组织和内部规则层面的国际组织调和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国际组织制定的源于国际法的法律制度同时具有国际性与内部性。在双重法律属性视角下,国际组织责任、条约法以及国际组织所制定法律效力等重要问题能得到全面的解释。虽然尚未在该概念下建立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完整框架,但加斯巴里发展的双重属性理论仍为国际法上国际组织概念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

国际宪政主义思潮及其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法领域兴起了一股国际宪政主义思潮,其核心思想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再次反思,主张重视国际社会的民主化、组织化趋势,对国际法的本质和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这一思潮从观点上可分为理想主义学派、民主主义学派以及组织学派。三个学派虽然关注重点不同,观点各异,但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代表了当今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国际宪政主义思潮也为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宪法视野谈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权问题便被置于核心地位,与之紧密相关的人体器官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而随之出现的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不仅违背了人类道德,也不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文章旨在从宪法视野解读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从人类伦理发展与法制冲击的矛盾之间为人体器官移植、捐赠作出分析。人体器官移植、捐赠制度的完善必将促进人类社会医疗的进步,而在保护人权、体现人格尊严基础上的制度构建也会实现宪法精神的普及。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定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依法设立的,由城市居民、农村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它所具有的自治性、群众性、民主性、法制性、自律性和基层性的特征,使它与国家政权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区别开来,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中,彰显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推动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等重大宪政价值。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宪政维度思考

认为国际社会第三方力量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立法,影响大国的政治决策,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积极践行国际人权保护职责,从而较大地克服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弥补了主权国家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一些制度性缺陷,并促进了国际宪政秩序的建立。

《预备立宪公会报》新论

《预备立宪公会报》对当时的法律、行政、外交、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成为预备立宪公会宣传其立宪思想的阵地,展示法政理论研究成果的窗口。对其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人员构成、宣传活动、组织发展和政治态度形成比较接近事实的认识。

监察委员会调查公民通信的合宪性证立

基于《监察法》与《宪法》之间法体系的融贯与衔接,监察委员会在行使常规性调查和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时影响公民通信权的规定,需要进行合宪性证成。《宪法》第40条第2句的公民通信权规定没有在限制理由和限制主体中明确列明“因反腐败调查取证的需要”和“监察机关”,但不能据此认为《监察法》有合宪性疑虑。《宪法》第40条形成了保障性条款与限制性条款的双层规范结构,以及对公民通信权限制的三重限制体系。据此,监察机关调查公民通信的行为,可具体分解为影响公民非通信内容、通信内容、全部中断通信自由等情况,应纳入第1句的一般法律保留、第2句内的特别法律保留,以及第2句外的宪法续造,并结合比例原则完成合宪性证立。宪法内在包含由其他机关协助监察委员会调查通信的意涵,实践中应注意发挥协助机制的监督与执行功能。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检察制度合理化的三种视角——以对“废检论”的回应为中心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独立监督权的传统,近现代检察单立是主流;从组成一项法律制度元素的结构、实体、文化观察,现行检察制度已具有了一项法律制度所必备的特点和组成要素。在功能主义看来,现行检察制度的功能亦无法为其它制度所替代。在方法论上,检察学研究应整合多学科的资源,并从不同的视角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来概括中国检察制度的现象及特色,进而构筑统一的检察学理论体系。

抗战后社团法制建设评析(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根据以“宪政”为主导的建国方针,对战时社团法制进行了调整和重建,并向收复区推行,试图将社团法制的运行轨道从“非常时期”转向“宪政”,但受政治、军事等因素制约,国民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以宪法解释化解立法中的合宪性争议——从《国务院组织法》修改切入

立法中常出现合宪性争议。2024年《国务院组织法》修改过程中,就草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国务院组成人员,有意见认为其与《宪法》第86条不符。合宪与否的判断,不能直接通过比对法律(草案)文本与宪法文本得出结论,而需要先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解释宪法时,文本的字面含义具有重要作用,但径行以字面含义解释宪法并不可取。宪法解释是一件复杂的工作,需要权衡比较各种因素后选择。突破字面含义解释宪法十分常见。就《宪法》第86条而言,宪法通过前和通过时的史实说明,该条不应采字面含义解释而应采实质解释,即部长、委员会主任可以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解决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争议,当宪法文本具有足够解释空间时,应通过解释宪法而非修改宪法化解争议,且宜在立法程序外单独启动。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对检察权“行政权说”提出质疑。法律监督权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对全部检察职能都可以作出法律监督权的解读。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论,宪政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及宪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界定。

欧盟条约宪法化与国际组织法律化

近年来,国际组织法律化受到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者的广泛注意。同时,欧盟条约的宪法化构成了国际组织法律化的一个重要案例。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欧盟条约宪法化对国际组织法律化的启示意义:(1)欧盟条约的变化对其它国际组织是否有普遍借鉴意义?(2)欧盟条约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传统的国际法?(3)欧盟当前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对我们考察国际组织法律化有何启示?从欧盟的实践看,国际组织法律化是一个政治和法律互动的过程。由于顺应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要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组织法律化程度很可能会有所加强。但由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制约和各国际组织的差异,其法律化将是一个多样化、有限度、渐进发展的过程,有时还可能出现倒退。

独立机关——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组织法的难题

设置独立机关主要是出于整合与协调社会利益和弥补民主政府因利益代表而产生的社会不信任感的需要。独立机关的设置应不属"宪法"的诫命,但其存在是"合宪"的。独立机关仅限于具体个案决定有独立自主行使职权可言;至若通案的政策决定,解释上应该是,只要在行使职权范围内,非不得为之,但此种政策决定就不在独立行使职权范围内,仍应与其他机关协调,并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不服独立机关作成之行政处分,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即可,无须先行诉愿。"立法院"拥有对独立机关的人事同意权,从而限制但又不至剥夺"行政院"对独立机关的人事权。以独立机关为例,"行政组织法"的完善需要从"宪法"的高度予以检视、解释。

全球系统性危机与地缘政治学

近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一场显著且真实的全球权力重构。训诫式新自由主义试图以一系列制度化的手段,阻碍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民主治理。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关键表现形式之一,新宪政主义在避免民主力量控制或监督经济政策制定的同时,赋予资本以决定性权力。然而,目前的全球危机包含着旧的政治体系结构的又一次僵局和对新方向的又一次探索。世界的未来受困于由一系列相互交织和影响的危机所构成的多样性之中,其中每一场危机都为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既包含危险又孕育机遇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