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组织改革措施之游移与锚定——以法院组织法与民诉法交叉内容为切入点

作为规范人民法院设置、组织和职权的基本法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以何种组织形式开展(民事)审判活动以及审判组织在(民事)诉讼中的职责;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活动的行为及职责作出规定。因此,两部法律在人民法院的规定上存在交叉内容。从理论角度分析,交叉内容应当是一致的。但由于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且发展亦不同步,因此,现阶段两部法律的交叉内容有相异之处。立法上的差异给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及当事人参加诉讼造成了困扰。在锚定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关系的基础上,对交叉内容进行分析、厘清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消弭差异的建议,以供立法完善时参考。

人民检察院对成渝金融法院实施法律监督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专业化、跨省级区域新型专门法院的设立和发展将会成为新的改革方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成渝金融法院的监督可能存在思维转变难度大、缺乏专业化机构、职权内容和工作定位不明确的难点,应从转变思维、监督机构设置专业化、工作内容专业和全面相结合的方向,探索对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跨区域新型法院及时和有效的监督方式。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重述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两大"主力"的多元反腐败机制存在较多不足,以致实效欠佳,且一些普遍性做法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可依循激活存量的思路,理顺二者的职能范围,使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和措施。目前,我们应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契机,适度拓展检察职能。如此,既有利于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国家,也有利于实现依法执政、建设现代化中国。

反思与重构:法治实施体系下的公检法三机关关系

法治实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和难点,对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想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理顺公检法三机关关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目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与重构。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是一条可行的出路:正确认识"分工、配合与制约"原则;重塑警检关系;改革检法关系;树立审判中心地位;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析1910年《法院编制法》

1910年制定的《法院编制法》是清末修律和司法改革重要成果。它以审判机构组织法的形式确定并重申了司法独立原则,并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落实,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追赶世界立法潮流,《法院编制法》也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与局限性。

公检法机关之间互相配合:一个沉重而陈旧的刑事诉讼法原则

本文对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互相配合的基本原则提出质疑 ,认为此原则既不适应刑事诉讼多重目的要求 ,同时又损害司法独立 ,并产生一系列矛盾 ,应予废除。

论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机制的问题与对策

地方人大监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地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保障。由于我国地方人大权力名不符实,地方人大组织弱小乏力,致使地方人大监督流于形式,刚性监督搁置,监督效果甚微。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就要创造有利于地方人大监督的条件,加强地方人大建设,突出监督重点,丰富监督形式,推进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提高我国法治化水平。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评价与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协同修改为视点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权,然而却只是概括式规定,没有细化到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导致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工作无从切入、弱化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效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对《民事诉讼法》适时再次修改,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范围、方式进行细化规定,增强其程序规范的适用性;同时应协同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充实、扩展,行使职能的程序予以明确,重新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二者的协同修改,完善民事检察立法。还应健全法、检之间的民事执行审级监督与检察监督协作机制,促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规范化。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基本原则

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推进我国检察制度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诸多不适应发展需要的规定亟须修正。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宪法为根据,全面协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相关诉讼法的规定,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理念,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国外经验。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宪法保留原则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应用

本文从德国行政法上的"宪法保留"概念入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与现行宪法在法规范形式上的逻辑关系,详细分析了《检察院组织法》自身在规定人民检察院职权事项上存在的与宪法不一致的现象,指出了严格遵循宪法的规定制定法律是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宪治国和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要制度措施。

台湾地区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及其启示——以《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

仲裁机构和法院作为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两大主要机构,既相互支持协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立。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仲裁的解纷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仲裁立法的质量十分关键。我国台湾地区仲裁立法中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可以为大陆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未来修改提供借鉴。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浅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既能更好地保障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又可以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和政府法治建设。目前,正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应当符合出庭应诉的"实质性要求",负责人出庭应诉行为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应诉主体的特殊性、应诉行为的实质性和应诉制度的系统性等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中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出台措施予以解决。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论架构

对审委会制度的改革,有人主张废除审委会制度为其核心内容;也有人主张目前应在保留的基础上予以改革和完善。废改之争,焦点是研究方法之争。主废和主改各有其弊,应通过立法程序按照“不审不判”的思路重塑审委会制度,明确审委会审判组织的地位,赋予其合议、陪审、咨询、调研四大职能及案件实体决定权和指导权,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

机遇与挑战:中国侦查监督制度之嬗变与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研究文本

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日益暴露出不容忽视的体制性和机制性不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从内容和程序两个方面对侦查监督制度进行了完善,但仍然存在诸如平衡性监督、柔性监督、隐形监督等问题。通过司法解释和检察案例方式,构建单向侦查监督模式、完善刚性监督制度,是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可行路径。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组织法律文件的视角

当今国际组织跨越政治、经贸、军事、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态。通过对联合国、国际法院和WTO以及其他一些典型国际组织的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能在这些国际组织及其作出的国际法律文件中窥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这些典型国际组织的实践中,都存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法特别是在国际立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国的国内法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法的参考,甚至为之所用;反过来,国际法势必对各国国内法产生影响,其差别仅在于这种影响直接与否,这种影响实质上确定了国际法对于国内法的优先地位。

新环保法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与对策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最初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法律规定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新环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有很大进步,却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司法实践方面仍显得力不从心,主要表现在原告主体资格受限、地域管辖严格导致地方保护、受案范围过窄等方面。通过明确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原告资格、赋予公民和企业原告资格、放宽社会组织的原告资格条件、设立环境巡回法庭、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落实环境公益诉讼立案登记制等措施可以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