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景模拟下的跨境铁路运输时效研究——以中老铁路为例

跨境铁路运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陆路联通的重要环节。跨境铁路运输时效既受线路畅通情况、基础设施技术等级等“硬联通”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海关条例、口岸畅通水平等“软联通”因素的影响。因此,跨境铁路运输时效研究应充分考虑不同情景,以期更科学地模拟运输时长的变化机理。本文以中老铁路(中国昆明−老挝万象,简称中老铁路)为例,在梳理中老铁路沿线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考虑不同运营速度、通关时间、铁轨换装、多式联运等因素,构建了长途跨境运输时间的计算模型,采用多情景模拟方法,解析了中老铁路运的优势距离及客货运时效变化。研究表明:①中老铁路有助于沿线跨境运输时间显著减少。相比公路运输,客货运时间优势均超过20%;②通关时间是影响跨境铁路运输的关键要素之一,占运输总时长的20%~60%;③铁海联运是中老铁路运输进一步提升运输效率的途径,能有效缩短老挝至日本的总运输时间。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跨境协作机制研究

作为“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粤港澳大湾区肩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重任。有组织科研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合作的新形式,“四个面向”为高校科研合作的组织形式创新指明了方向,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面临跨境协作组织不够健全、科技人才自由流动受限、科研经费跨境流动不畅、技术合作及设备共享受阻、高校科研合作制度尚未健全等问题,跨境有组织科研的实质性进展比较缓慢。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应加强央地协作的顶层设计,健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跨境协作机制;加强府际协作的中层链接,促进三类高校各司其职实现有组织科研;加强内外协作的基础保障,优化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治理环境。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

基于海关数据模型的铁路跨境运输数据标准研究

当前,铁路跨境运输优势逐步显现,跨境多式联运、新型贸易业态运输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增速低于同期经贸恢复情况,基础设施现状和跨境运输风险均对铁路跨境运输的数字化转型提出迫切需求。但是,铁路主要国际组织不仅数据标准成果不多,组织架构层面也对数字化准备不足,跨境贸易、商业运营、法律政策合规方面的数据模型仍处于探索早期,亟需通过技术、运营、法律3个层面的数字化标准合作,满足铁路自身以及跨多种运输方式的合作需求,并确保监管合规。研究提出以海关数据模型为主线的铁路跨境数字化框架,面向各国铁路跨境参与方并且支持多种运输方式。通过对法英铁路跨境运输和“关铁通”项目的分析,验证相关方案的有效性。研究可以为铁路数字化转型和跨境数据合作提供一定参考。

社会组织嵌入跨界公共应急治理的角色研究

基于亨利·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角色理论研究发现,在跨界公共应急治理行动中,社会组织扮演优势嵌入的信息传递者、关系嵌入的人际交往者、功能嵌入的决策助力者等角色。由于社会组织在角色实践中的自主自觉性不强、规范制度不全、监督机制不实等原因,出现角色固化、角色偏离与角色失败的错位现象。应建立均衡灵活的角色切换机制、健全社会组织的规范机制、完善治理主体的监督机制来实现角色适应、角色矫正与角色转变的归位重塑。

《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对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旨在为视障人士等印刷品阅读障碍者消除书荒的《马拉喀什条约》于2022年5月在我国生效。文章总结了部分《马拉喀什条约》缔约国对跨境交换义务的规定与实践、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履行《马拉喀什条约》跨境交换义务的工作基础,分析了我国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对策建议,目的是帮助阅读障碍者文化服务机构在《马拉喀什条约》实施的背景下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治理研究

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黑产犯罪的负面影响日益突显,社会危害极大,以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为代表的网络黑产犯罪具有隐蔽性强、产业专业化与危害辐射广等特点。跨境网络赌博的形式繁杂多样、套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需要对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案发态势、犯罪机理进行系统梳理总结,通过优化组织警力依法查处、强化侦查措施等手段确保精准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黑色链条,抓紧犯罪打处关键环节,巩固网络空间秩序,实现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治理。

论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

非法跨境通婚的治理是中越边境地区突出的治理难题,呈现出跨境通婚有法难依、“三非人员”治理措施难以奏效和非法入境通婚人员“国民待遇化”的现状。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现状下非法跨境通婚治理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边境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非从法律上解决边民跨境通婚的非法属性。因此,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首先必须要警惕以“法律退让”方式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非法属性的思路,而后在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空间内,探索契合中越边境地区实际情况的创新治理机制。

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服务评价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服务评价体系的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社会工作跨境服务的重要因素。大湾区社会工作组织在推进完善行业标准体系过程中,仍存在评价和考核标准不清晰等问题。本研究在评述社会工作服务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参考社会工作对象满意度评估指标的模型框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服务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权重分析。研究发现:在指标体系综合权重中,服务质量、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技巧三个指标所占的权重较高,其中服务质量所占权重最大,据此可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工作融合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跨边界组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及路径选择:以学会为例

本文在组织边界理论基础上提出"跨边界组织"概念,分析了学会等跨边界组织的属性及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对知识交流与创新的促进作用,构建了跨边界组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模型,包括技术监控与预见、会员分级管理、奖励制度、学术会议、出版物、培训和标准制定等。我国学会应加强自身运行与管理,积极拓展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流动、激励创新和标准制定的作用。

党组织、制度环境与私营企业研发投资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国私营企业党组织已发展成为肩负引领政治方向和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双重角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司治理结构。非单一利益驱动和边界模糊化决定了党组织具备嵌入型团队的特征。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重点就是与政府、企业、员工等各利益相关者展开跨界行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和微观企业技术进步的共赢。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部门2012年对全国范围内5073家私营企业抽样调研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对研发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能够显著推动研发投资的增长,在推动力度上对中低端研发投资要强于对高端研发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改善可放大这种推动作用,且更多的体现在对高端研发投资的放大作用。将"跨界理论"应用于私营企业党组织实践,为完善私营企业党组织职能、夯实我党治国理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的整合型服务模式在英国的实践及经验借鉴

构建以人为本的整合型服务是减少卫生服务体系碎片化、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文章在阐述整合型服务内涵的基础上,以英国为例,详细分析了该国以人为本的整合型服务模式的实践探索,并提出3个方面的经验借鉴,即:风险分层中重点人群为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设置专门负责整合服务的机构或人员,健康大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1978～ 1995年我国海外移民平均每年为 10～ 18万人 ,其中非法移民约占 2 0 %左右。非法移民可分偷渡移民和非法滞留移民。我国每年有“非法偷渡行为者”为 8～ 10万人 ,偷渡成功率为2 0 %～ 4 0 % ,真正实现偷渡目的 (包括在国外被抓获 )的约为每年 2万人。我国非法滞留移民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非法滞留移民数量远超过偷渡移民 ,大致为当地华人总数的 5%～ 2 0 % ,非法滞留移民年平均增长率为 2 0 %。在西太平洋海上偷渡移民中 ,到美国的占 68% ;到东亚、南美的分别占 8%、2 4 %。

晚清时期朝鲜移民“犯越”国境与中俄两国的对策

晚清时期朝鲜移民大量"犯越"图们江,移居中、俄境内,主要原因是朝鲜咸镜北道一带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和朝鲜李朝势道政治的横行,而朝鲜李朝传统上对咸镜道居民实行的歧视政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俄两国对朝鲜移民一改过去的驱逐政策,将他们收容和安置以利于开发东北和远东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现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加深了朝鲜移民的归属感,而沙俄政府对朝鲜移民政策出尔反尔,与清政策不可同日而语。

中越边民的社会组织与边境村落治理——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内生型边民社会组织成长实践进行梳理,认为边民社会组织在边境地区村落治理中作了有益探索。充分发挥边境地区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动"企社"良性互动、提升边民综合能力、促进边民社会组织健康成长,是推进边境地区长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建立中越边境非法移民劳工管理的区域协商机制

建立中越跨界民族非法移民劳工合作管理协商机制,中越双方应围绕共同目标、规范框架和协调机构,签署双边协定解决历史遗留的难民问题,多层次多部门协商解决非法跨国婚姻问题和签署双边季节性移民劳工协议。并且以国际性战略合作的视野,谋划建立中国—东盟的区域协商机制,修正与完善当前的移民政策。

产业组织结构对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方式的影响

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是多个层面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组织结构影响企业行为,因而产业组织结构也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方式。本文结合中国几个产业的实际情况,重点探讨了促进跨国公司采用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国内市场的产业条件。认为,促进跨国并购的产业组织结构特征包括,市场集中度高,市场地域分割,国内外产业发展不平衡,国内外市场分割,国内市场容量大,成长率高等。

两岸跨境犯罪新情势、新问题分析

2010年的"1011"与"0810"项目,以及2011年的"0310"项目行动,让人们见识到跨境电话诈骗之猖獗。事实上,打击跨境犯罪的困境,体现在"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了执法机关追诉的困难并降低了犯罪人被捕的风险。另外,在此信息社会下,两岸跨境犯罪呈现组织化、科技化、隐蔽化、严重化及被害普及化之新趋势,传统跨境治理体系已无法处理日益复杂化的全球跨境犯罪问题。如何避免全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成为当前防治跨境犯罪急需注意的课题。所以,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治跨境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犯罪问题,以强调"网络"、"互赖"及"规制"的特质(低政治、高功能),建立一个永续合作的发展模式,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我国跨境有组织犯罪发展趋势与对策探究——以云南省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跨境刑事犯罪问题日趋凸显,也引起了各国法学界的关注。由于开放步伐不断加快,黑社会犯罪案件、毒品犯罪案件,有组织偷越国边境案件、跨境经济案件等跨境有组织犯罪在我国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特别在沿海、沿边地区,这类犯罪甚至成为了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稳定的一项重要原因。云南与越老缅三国接壤,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也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跨境有组织犯罪。因此,如何加强对跨境有组织犯罪的研究,提升跨境有组织犯罪打击能力,也成为了我国犯罪学研究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