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女教书的政治解析

在明代男权社会,由于存在“夫贵妻荣”和“母以子贵”的利益格局,后妃们常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不断卷入皇权主导的政治漩涡之中。她们以太后、皇后或贵妃的特殊身份,利用女性教科书编纂与讲授的机会,确立自己在宫中的导师身份、道统统绪和正统地位,以此衬托并维系丈夫或儿子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明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世宗章圣蒋太后的《女训》、神宗慈圣李太后的《女鉴》、神宗郑贵妃改纂的《闺范图说》,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属于女子教科书,其实际上却深蕴着政治斗争的意图。在认识到儒学对妇女的教化功能后,明代后妃们通过编纂宫廷女教书,占领儒学这一意识形态高地,用以维护其夫、其子所主导的上层建筑。明代女教书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对妇女的渗透,亦反映了上层妇女对儒学的政治操弄。

医会与医统:明代一体堂宅仁医会研究

学界多将明代中后期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比附现代专业社团,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但若仅以现代标准来评估这一医会,就容易忽视其背后的知识及社会脉络。宅仁医会的主持者为太医院吏目徐春甫,职位并不高,但能依托乡籍、业缘及宫廷医者的政医关系,在北京构建起以江南医者尤以新安医者为主体的医者讲会。医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类似儒者讲会的方式,讲论医学,编纂医籍,为医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提供非正式制度的组织路径。徐春甫组织编纂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庞大知识整理计划,早于医会的成立,但得以最终付梓,则是充分运用了与医会相关的组织及社会资源。由此返观传统中医知识自身演进的机制和路径,可见医学正统知识的确立不仅依赖专业医者的认可,还需充分运用动员医者的关系网络。

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国认同意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在古代经历了6个发展阶段,即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观念的出现,中国认同观念也开始产生,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观念正式形成;秦汉时期经过多民族中国的建设,汉民族在华夏民族发展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观念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隋唐时期,在汉人中国观念回归的基础上,又以礼别华夷、华夷互化、华夷一家等多民族中国观念为纽带将隋唐与周边少数民族连接在一起,中国认同观念获得了进一步升华;辽宋夏金时期,各个民族及其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正统和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一员的思想观念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一体性;元朝实现大统一,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已现端倪,后经明朝和北元均认为自己是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一员观念的发展,到了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各个民族齐聚到清朝中国这一共同旗帜之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即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薛敬之的儒学思想与实践

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理解薛敬之的思想学术、人生修养和政治实践,可以看出,薛敬之有明确的道统意识,是明代关中“道学”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为学内容广博,以存心为宗旨,对儒家心性修养有诸多发挥。其修身之道以成圣成贤为目标,以求静力行为功夫。其为政将学问之道、心性修养等运用于实践,集中体现在治应时奉行德政,政绩卓著。薛敬之在宋明理学和关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其儒学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

“匠人的力量,工具的力量”——记韩国建筑史学界的研究动向

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由于地理位置的衣水相通和相似居住、建造文化传统,在包括建筑艺术,建筑历史等文化的方方面面一直交流广泛。近年韩国建筑史学界有很多不俗的影响和发声,本文将对近期韩国建筑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简单总结,以促交流。

清初古文复兴中孙琮韩文评点探微

明末清初八股文积弊丛生,文坛复兴古文风气浓厚。选评家编选历代古文,为文坛复兴古文助力。而唐宋八大家被认为是通往先秦、两汉文之舟楫,韩愈则为八家中的重要范型,是选家关注的重要对象。古文选家孙琮选评先秦至明代古文,指导士子写作,其中评韩文细致深入,揭示了韩文结构、眼目等章法技巧,溯源了韩文与先秦、两汉文之文法承继关系,挖掘了韩文的道统思想,在韩文接受史上有着重要价值。

陈寿《三国志》正统观新论

从文本分析结果看,陈寿《三国志》中是以曹魏为正统、孙吴为僭伪,蜀汉是介于正伪之间的政权。《三国志》宣称刘备“垂手下膝”,是在暗示他并非汉皇室血脉而是少数民族,没有资格称帝,而非后世理解的帝王异相。《三国志》的正统观在史学思想史特别是正统观念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三国正统论在正统讨论中的核心地位,更确立了史书正统书写的一种范式。古人论正统并非“非正即伪”的二元对立模式,“正伪之间”在正统论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三都赋》与儒家“大一统”思想

先秦两汉儒家“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政治统一与制度统一两个方面。左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代表作《三都赋》与儒家“大一统”思想关系密切,无论是先吴蜀、后曹魏的叙述顺序,还是赋中的空间描写与政治理想,都力图表现曹魏的中央地位,贬抑吴蜀地方政权。《三都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体现左思以礼仁文化正统和中原地理正统为中心的政治正统论,带有为西晋政权辩护的目的。

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中日英雄斩蛇神话的神圣叙事

由陈连山所改造的“神圣叙事”概念旨在证明中国古史传说依然保留着神话信仰的性质,并继续发挥着神话作为权力话语、价值依据的多重效用。此理论突破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历史与神话的二元对立困局,既从研究范围上涵盖了神话、历史、民间传说等多种叙事形态,也将神圣叙事模式的影响纳入考察场域。在同受历史化、政治化影响较大的中日两国神话中,“神圣叙事”概念具有学理和实操上的可行性。由中日两国的英雄斩蛇神话入手,通过考察神话、历史、民间传说等多种类型的叙事形态,神话作为统治者话语权力表现、民族价值构建的表现方式得以呈现,由此可以发现中日神话神圣叙事模式在正统性构造中的相似机制。

从“以仁统乐”到“以乐教人”——孔子论“乐”的演进层次

“以仁统乐”“以乐存正”“以乐教人”构成了孔子恢弘乐道的三个层面。为厘正音乐,孔子以“仁”为本,强调“仁”对乐的内在决定作用,主张回归乐的道德情感本质,发掘出乐的道德基础。孔子进一步以礼乐活动影射社会秩序,敦促社会各阶层“克己复礼”,以符合正道,使乐发挥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实现“以乐存正”的社会理想。孔子还认为正声雅乐能化形而美俗,以其教民,可以达到国治民和的目的。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从执正驭奇到正复为奇--以欧、黄为例看北宋诗歌理念的转变

为剖析北宋诗坛的变革过程,特别是探究欧阳修与黄庭坚两位诗人如何解决北宋诗坛诗风浮华与“前人诗已作尽”的困境,试将欧阳修与黄庭坚的诗作进行深入解读,分析他们各自提出的诗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影响、共同推动北宋诗风的转变。欧阳修与黄庭坚在诗法上各有所长。欧阳修主张“执正驭奇”,他践履韩愈,强调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变化;而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宗,提出“正复为奇”的诗学观念,注重在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二人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不仅推动了北宋诗风的转变,也使宋诗形成了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貌。通过对二人诗歌理念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北宋诗坛变革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认识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萧梁时期的文治与《昭明文选》的礼义内蕴

南北朝时期政权正统性是个敏感的话题,梁武帝萧衍为了争立文化正统,将礼制推行到政治、法制、文学等各个方面,这对萧统《文选》的编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萧统编撰目的除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还兼有将礼义精神贯注在文学编撰中的目的。萧统在对作品的选录、分类与排序中,构建了具有礼义精神的文学体系。在文体排序中,突出了君臣的尊卑意识,强调了皇权威严。诗赋体的“类分”中突出皇家重要政治活动,尤其突出了皇家重要礼仪性活动。萧统在具体的选篇中,“贵古”同时并不“贱今”,大量选录沈约、任昉等齐梁文人的作品,尤其是旨在宣扬萧衍政权合法性的文章,这与北朝文人无人入选形成反差。萧统旨在通过《文选》编撰,暗示在南北对立时代,南方政权才代表文化正统,文脉的传承亦在于南朝。